解放当代文学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意思,是说,要将“当代文学”从目前的“学科”框制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学概念,一个表达了当下的、鲜活形态的时间性文学意涵的概念,“当代文学”需要一种“解放”。十多年前,《文艺争鸣》杂志曾组织开展过一次主题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的讨论,就是讨论“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的危机。如果说比较文学界常常讨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对跨国、跨文化的“比较”是否可能的一种不自信的学科自我意识危机,那么,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则是一种人为性的,是一种学术社会学博弈的现实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现实的学科体制现象,甚至是一种在“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在兴起建立之初似乎说得过去,但已有权威学者严重质疑,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语言命名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尴尬的社会语言学现象。什么是当代文学?我的理解很简单,即当代文学是今人的文学,是活着的文学生活、文学参与者创造的不断发展前行的文学。在具体理解上,我们要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生命时间现象,体现着生命伦理和生命历史的意味,即如果一个作家还活着,那么他就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之内,如果他故去了,他就不应在“当代文学”之内了,他成为了“历史”了。我曾在文章《什么是当代文学》中说过,作为一种时间性文学概念,“当代文学永远处于从过去的文学向将来的文学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它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起点。当代文学应以研究尚健在的和尚从事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为主,或者说当代文学就是批评家的天地。研究过去文学的人,我们称其为文学史家或者学者,而研究当代文坛当代作家当代作品的人,他们直接就是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要成为历史本身,要与文学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觉得,当代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时间和进化中的动态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理解“当代”的性质和“当代文学”的性质,不应将其固定化地用一个“起点”来将其学院化、学科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其变动不居的类似生命生活的发展、成长特质,而忽视它,不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看待,仿佛一个“历史时间性”意义上的学科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起讫点,那就会不符合实际而形成一种语言和观念的教条和僵化。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原理》一书中为那种只有“少数坚毅的学者扞卫并研究”的当代文学辩护说: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有作家毕生的着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着作可能为他早期的着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在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因素。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这段话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存在做了非常有力的辩护。但这个辩护却无法成为将当代文学视为我们理解中的“学科”的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学科”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韦勒克和沃伦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韦勒克和沃伦那里,当代文学研究或许有天生的局限,却没有我们的“学科”的研究“危机”。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在于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仿佛不变的起点。而这个起点的固化与“当代”这个富有生命动态的词汇发生了名实不符的矛盾。屈指算来,我们困在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都近六十年了,那些已可以说是“陈年往事”的越来越远的作家作品,那早已故去不在世的作家作品,还是“当代”吗?现代性是个好东西。但现代性也有画地为牢的技术性樊篱及其狭窄,也有“断裂性”的仿佛永远要确定一个告别过去的“起点”的嗜好。“当代文学”的“学科”尴尬在这里不能不说是由现代性的观念局限所造成的。当然,对当代文学的这种学科化的理解,其更重要的形成原因也许还是现实的、物质性的“学科体制”层面的因素所使然。我们应该将“学科”视为一个现代性的更靠近物质层面的制度化、体制化的东西,它建立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学术分工和教育制度之上。技术性的明晰化和稳固化是它带给学者和教师的便利,是将历史和现实事物、将学术对象加以逻辑化知识化的需求结果。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学术秩序化动机和诉求。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学科”之上。尽管我们有时用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表面掩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但实际运作中,“当代文学”完全是一个“学科”化的客观而实在的学术存在形态,从学会、教育、专业等区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明确的。当然,我们应该理解现在这种将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初衷,而且自有“当代文学”“学科”以来,它大大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培养了持续成长的学术力量,取得不断超越的学术成果。但所有这些积极的努力和成果,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