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光明抑或是黑暗：亚洲女性婚姻大罢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天才地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即“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而现实这种理论似乎越来越受到女性婚恋观转型的挑战，尤其是亚洲近年来所爆发出的不婚潮现象，女性不再只是家庭围栏内的厨娘，一改数千年的沉默，对父权制下婚姻的主动发起了控诉和抗争。没有硝烟的战场过去30年里，以“家庭美满”自居的亚洲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政治民主的不断推进和教育水平的逐渐上升，女性和男性的战争已经慢慢消解传统核心家庭，并且在更高层次的社会各领域进行着激烈角逐，越来越多的亚洲女性竖起中指对男权社会和男权婚姻说“NO！”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一项研究数据表明，在日本、韩国、中国港台地区，女性首次结婚年龄为29~30岁之间，男性则为31~33岁，结婚年龄平均推迟了5年，到上述年龄结婚显然已经太晚，且与欧美国家相比也堪称晚婚。现代化生活击垮了绵延两千余年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观念，同传统亚洲女性所致力的完整和睦的家庭梦想不同，现代亚洲女性更多地思考着自身的价值意义。据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1/3的三十岁以上日本女性是单身，当中超过一半放弃结婚念想，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也呈现类似趋势。古老的童话已经瓦解，“阿多尼斯花园”芬芳也以尽散，亚洲女性正在家庭之外努力开辟第二战场，金融、房产、教育、酒店、机械等男权印记下的社会行业主动或被迫向女性敞开大门。在东南亚，有59%的女性有工作；在韩国，女性工作的比例甚至超过男性，20多岁的韩国女性有59.2%有工作，而男性的同一比例仅为58.5%。但她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丧失话语权的职业嵌入，而是以抗拒传统婚姻形式的高傲姿态等待着男权社会谦卑地送上面包和食盐。社会转型的喋血亚洲女性在婚姻领域的罢工，是亚洲社会复兴转型的外在表征，甚至可以看作是经济力量作用于婚恋领域的某种必然。首先，从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上看，“世界工厂”落户亚洲意味着巨额利润面临着性别上的重新分配，男性在经济上垄断地位进一步巩固导致女性生存压力大增，女性在无法忍受低人一等的经济地位和常见的家暴之后，决定逃离“厨房”上“厅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次，教育程度和学历因素也成为亚洲未婚女性一再逃离婚姻的诱因，近三十年间亚洲基本消除了男女教育上的鸿沟，如韩国甚至每年一半以上的硕士学位将授予女性，高学历、宽视野、强理性的亚洲女性明显意识到婚姻对个人发展的桎梏，生孩子、照顾家庭、赡养老人等家务劳动并无设想中的那样崇高。再次，亚洲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让女性有了不结婚的资本，女性因为男性多对一的择偶大战，对女性身份注入了额外的自信力量，往往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甄别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满意男性作为终身伴侣，而“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选择方式却可能导致婚姻上的失败。最后，现代避孕技术的发展让女性在生理承担责任更少，性放纵、一夜情等行为似乎并未对既定人生轨迹产生消极影响，对家庭伴侣的渴望远不如事业上的逐梦，婚姻耻感在技术中当然无存，开放甚至有些泛滥的性观念拉扯着年轻的亚洲女性离婚姻渐行渐远。难以忘记，台湾女权主义运动先驱何春蕤教授在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的宣言：“所有性规范都是父权社会用來压迫女性的，要解放女性先要性解放”，似乎亚洲也印证了他的话语，女性以逃避婚姻的方式来实现性的解放，以促成自身对于更为平等、正义的人生价值追求，但一切都是合理的预想之中吗？光明或是黑暗同“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亚洲女性婚姻大罢工也承载着社会弱势群体对游戏规则重新修改的愿望和实现自身合法权益保护的诉求，但是以传统核心家庭消亡为成本的婚姻罢工能否代价过高？还需考虑以抛弃女性角色本质内涵之一的“他我”是否也将对女性造成巨大伤害？当然最为关键的疑惑在于能否成功改变既定的不正义性别环境，让男女两性重回伊甸园时代？这些都值得亚洲女性的深深思考。当然，亚洲传统的婚姻形式确实极大束缚了女性发展，21世纪应当成为女性和男性共同主导的时代，女性突破传统社会禁忌，追求个性独立同样也是当前社会改变不平等现状的重要途径。但并不能否定家庭在社会中所起的凝聚、稳定、抚慰等强大功效，“举案齐眉”的婚姻情感并不能被物质化、数字化的事业符号所取代，婚姻并不是简单的两人集合体，而是一种基于人类善性升华出的，超越了物质、地域、民族、风俗的，对同舟共济另一生命体的尊重和承诺，乃是终身之盟。亚洲女性不婚潮既是女性摆脱附庸人，成为完整独立个体的表征，当然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婚姻上的冲动和不成熟，以婚姻为要挟的女权主义思想并不能给社会带来光明的预期，相反地，男女以婚姻为中心盲目的性别大战将极大损伤社会和谐发展的机体，过分强求既定社会结构变革而未提供相应的生产力、精神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