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推进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的思考论文摘要：目前我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在体系搭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课程选配机制同个性化成长需要的相适性、教学模式的创新性与有效性等方面，同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求尚有一定距离。需要尽快从课程开设及管理运作的基本形式建构，转向对质量与成效的重视与追求。需要在新的建设目标指引下，致力于课程体系生成方式的改进、课程资源结构布局的优化、课程选修引导机制的建立和课程教学运行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历经十余年的探索，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尽管各高校在科目设置、类属划分和概念使用上不尽相同，但课程设置的多样化、课程管理的常规化已逐渐成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建构及其运作的共性特征。然而就总体而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尚处在课程体系的搭建和管理方式的成型阶段，课程建设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课程设置的类型与数量、课程开设的形式及课程学分的管理上，而在课程体系搭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课程选配机制同个性化成长需要的相适性、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性与有效性等方面，依然同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求存有一定距离。相对于质量与成效的关注来讲，无论是多种类型的课程提供，还是课程学分的赋予，都还属于数量保障型的基础性建设工作。为使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功能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必须从体现数量宽度的形式建构，转向体现质量高度、成效强度的价值追求，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步入新的建设与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不仅需要重视理念的更新，更需要认识和把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建构和教学运作的规律性、科学性，需要在新的建设目标指引下，致力于课程体系生成方式的改进，课程资源结构布局的优化，课程选修引导机制的建立和课程教学运行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一、课程体系生成方式的改进与经过长期研究和实践得以稳定并不断完善起来的专业课程体系相比，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呈现出的是成型而非成熟的状态。专业课程体系因其有着特定学科群的支撑，显示出明确、集中的目标指向和系统、严谨的逻辑关系；科目纷繁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则源出于多种学科领域，学科背景的广泛性、目标内涵的丰富性、价值关联的多样性以及修读需求的差异性，使得课程体系建构的科学性面临着考验。科学合理的体系建构需要通过主动探索、主动设计来实现，这种主动性是内在自觉性在课程建构行为方式上的外在表现。建构主体的自觉性意味着对于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不仅着眼于课程开设的种类和数量，而且关注到课程开设的目的和价值。不仅着眼于课程设置的近期直接效用，而且预见到课程学习的长远持续效应。不仅着眼于知识能力补缺的局部需要，而且注意到人才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整体需要。对于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形成，目前高校中较多采用的是个体申报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先由学校有关部门拟定几条开课原则，而后由教学基层单位组织教师进行申报，申报的课程经审批后统一归类，供学生选修。这种体系生成方式在学校层面存在着全面深入研究和整体精心预设的缺位现象，导致课程体系系统性与科学性的不足。在教学基层组织层面存在着对开课任务的被动接应现象，其职能的履行主要表现为对任务的上传下达，缺乏在特定学科背景下进行局部性的课程结构谋划与设计。在教师个体层面，则存在着开课意图偏移现象，由学生本位偏移到教师本位，“因需(素质培养需要)设课”变成了“因人(教师)设课”。课程体系是围绕统一的教育目标形成合理布局的一种系统化状态，因此，它的生成不能只是“拟定原则——自愿申报——汇总归纳”的简单操作程序。应当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主动设计、努力开发和精心组合贯穿于体系生成的全过程。在体系建构过程的前端，需要认真做好研究工作。一是深入研究相关理论主张，特别是分析借鉴西方曾先后出现的有关通识教育课程设计的理论成果(如精义论、均衡论、进步论、多元文化论等，并结合时代要求和本校实际，形成课程体系设计的理论前提。二是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及人才长远发展的素质支撑需要，结合人才培养定位以及社会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认真研究学生应具备的素质能力结构。三是对学生的修读需求进行调研，在学校“给什么”和学生选择“要什么”的供需关系形成之前，添加一个了解学生“要什么”环节，并以此作为参考来确定学校“给什么”的必要环节。在体系建构过程的中端，需要在前端研究的基础上，依序展开三个层面的主动设计：(1)学校层面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设置的类别划分、结构框架和课程方向做出整体性的规划设计，而不仅仅是推出若干笼统、务虚的原则。(2)教学基层单位利用所拥有的学科专业资源，对学校整体设计中的局部板块进一步做出模块化处理，精心谋划模块的要素组合。而不仅仅是行使组织申报职能。(3)教师个体则根据课程模块的设计要求，依凭个体教学与科研的积累，积极开发文化素质课程资源。而不是将原本面向本专业学生开设的课程进行简化或压缩后加以提供。在体系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