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原因近年来我国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是111.9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16.9，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又有所升高。导致我国出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原因众多，但可以大致归纳为表面原因和深层原因两类。表面原因：1，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此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晚婚、晚育、优生、优育。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控制中国人口总量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促进了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的升高。2，性别鉴定技术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科技的迅猛发展，B超机、染色体等性别鉴定技术迅速普及加之其费用低廉准确性高，为胎儿性别鉴定提供了便捷的条件，进而使得人们可以进行人为的性别选择，自从有了B超等性别鉴定技术之后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有了明显是升高。深层原因：1，多元化社会矛盾。由于现代生育文化传播，生育孩子的成本与效益的综合权衡，少生孩子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但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当今社会，更多地呈现出多元化状况：现代先进生育文化与传统生育文化并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与部分群众传统生育意愿的矛盾；特别是以男性偏好为中心的传统生育观念在社会和家庭顽强地表现出来。当男性偏好的传统生育观念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矛盾时，加上农村劳动力需求和养老保障的缺失，使得一些人采取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以满足生育男孩的愿望。2，某些工作偏差。以往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一直强调控制人口数量，认为只要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完成了，则计划生育工作就搞好了，因此忽视了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放到应有的地位，以至问题越来越严重。早期的宣传教育工作重点放在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方面，而忽视了社会政策及政府各部门共同对男女平等的倡导；人口计生业务部门只注重《生育证》的发放，而忽视了对育龄群众的跟踪服务，特别是对妇女孕情监测缺乏有效办法和措施。3，性别鉴定监管困难及疏漏众多。性别选择方面管理是涉及多方面的社会系统工程，由于一些基层工作管理不到位，一些村镇，没有严格执行定点分娩、终止妊娠审报审批、出生死亡报告等关键性制度。在B超、分娩和流产药物管理方面，市场机制和法制不健全，管理机构和人员缺乏，部门之间配合协调难，跨行政区域协调更难。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的过程隐蔽性很强，极难监管、取证，加之经济利益的驱使，社会及各部门无法形成监管、打击的合力，因此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屡禁不止。据有关人士对“五普”“四普”资料分析，初步判断，妇女妊娠期间通过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占30%；属选择性别的人工流产占60%。4，社会仍存在性别歧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是几千年文明古国形成的传统观念，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旧思想根深蒂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妇女地位虽有很大提高，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性别歧视。如在教育方面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在经济方面，女性就业难于男性，大批下岗职工首先是女工；职业、职位分工女性大都处于低层次的不利地位；同等劳动女性收入明显低于男性。总之，女性的生存权、教育权和发展权远低于男性。这些在经济、社会政策的不平等现象，无不向人们传递着“男权至上”和妇女地位低下的信息，从而强化了人们对男孩的偏好。5，社会经济不够发达保障制度发展滞后。我国经济社会不够发达，“二元结构”特征十分突出。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业生产力水平底下。撇开“传宗接代”等陈旧观念不说，客观讲，繁重的农业生产任务的完成、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家庭社会地位的确立，都强烈需要男儿“铁肩但重担”。全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无法满足群众养老方面的利益需求，2007年全国65周岁人口占总人口的8.1%，其中46%养老靠家庭成员供给。如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户虽有些优惠奖励措施，但许多地区落实不到位；某些奖励政策或只是一次性而非可持续性，或受益覆盖面很小。此外，由于生存环境、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劳动安全性等保障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偏远农村的生产条件差、经济发展落后，家庭主要劳动力和养老保障还要依靠男孩，因此，在农村滋生偏好男孩生育观念的社会土壤无法根绝。6，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执法不力。虽然，目前的人口计生法律法规和规章，已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人参做出禁止性规定。但是，主要是对违法者给予经济处罚，没有做出须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法律缺失，致使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和执业人员，受非法堕胎和鉴定性别高额利润的驱使或亲朋好友的“重托”，置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于不顾，肆意实施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