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兆文钧我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一天，学校请辜鸿铭、顾维钧二人来学校讲演。在我送辜先生回家的途中，他很风趣地说：“我在车上，给你想出几个问题，不回答，走不了。”他问：“诗三百，你说，哪一篇最好？”我说：“《唐风·蟋蟀》最好。”他接着问：“三代后，哪位皇帝最好？”我说：“汉文帝最好。”他又接着问：“在十三经中，你能选出几句最好的话吗？”当时我想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或“知物而后知人，知人而后知天。”又想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辜先生看我很踌躇，说：“当推‘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三句话为最好。你译出来，我听听。”他听我译完这三句话，说：“让我把卡赖尔笔记送给你，作为今日之纪念！”然后，他手指我说：“我知道，你能了解卡赖尔、罗斯金一代大文豪们悲天悯人，愤世疾邪的真民主精神。世界上，没有民主，才有革命；革命离不开民主，离开民主，就没有革命。‘革命’二字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欧洲的民主思想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从欧洲又传播到美洲，这不待我说。我所要说的是：古今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有变，水涨船高，后来居上，不能把三千多年前的汤武革命，和十年前的列宁革命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但是，民主精神是始终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帝王也罢，总统也罢，主席也罢。凡有民主精神的帝王，就是好帝王，尧舜是也；没有民主精神的帝王，就是坏帝王，桀纣是也；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好总统，华盛顿、林肯是也，没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坏总统，袁世凯、曹锟是也；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他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是一位好主席，但是他的继承人是否也能象他那样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克绍列宁的伟大革命事业，尚不可知。有好社会制度，又有好领导，当然再好没有啦。有好社会制度，没有好领导，则社会制度会变为疆尸，领导会变为恶魔——‘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两句话是真理。“培根分德为上、中、下三等。我不过是站在中德立言，主忠信，去大道之行尚远哩！卢梭站在上德立言，发扬民主精神，惜其学行，尚有未逮。肖伯纳站在下德立言，抨击民主精神，品斯下矣！泰戈尔的著作中，也蕴藏一些民主精神，但是他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惟精惟一’那种最高深的真理，所以，我警告他，我要把他送到疯人院去；我又劝他，回印度去整理他的诗集，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把讲演东方文化的工作让给我。“你们教育界人士，视教育为万能，不问政治，是错误的。要知，最重要的是政治。必须若干年后，世界大同的时代到来，那时，人们到处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什么叫做帝？古人对自然现象，称雷为帝，认为它具有巨大的力量，鼓动万物之生机，主宰世界；对社会现象，把政治力量比做帝，教民勿惰，使民宜之。尧舜小康时代，人民开始见到了民主精神的光明，便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迨至世界大同时代，人民更要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不过把古老的名词——‘帝’改变为新的名词——‘政治’罢了。那时，政治服从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专制教育还恶劣。现在，美国所讲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扬其波而助其流，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人民’二字。我希望你再给学生讲课时，把现在美国的假民主教育，改写为‘民诅’教育。”一日，辜先生请杨子余教授和我吃晚饭，他说：“我们到西餐馆吃饭去。我不喜欢吃西餐，我喜欢喝牛尾汤。”进餐厅后，我们刚坐下，过来一位茶房，点头一笑，便用英语朗诵《孙美瑶之歌》。这是在临城劫车案1发生后，辜先生用临城劫车首领孙美瑶的名字发表的一首英文歌。歌词大意如下：我们不需要作战，如果不碰见侵略主义。我们干起来的话，我们也拿到了纸币；2我们已经训练好蒙古健儿。大英帝国将不能操纵花花世界的中国！杨教授听茶房朗诵完这首亦庄亦谐的英文歌，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和他握手。我也站起来，很恭敬地和他握手。他一笑说：“我不会朗诵，管他哩，有洋鬼子来，我就朗诵给他们听，叫他们睁开眼睛，看看中国人都是好样的！”辜先生听了以后，接过他的话茬说：“我是给你们青年人写的，不是给曹锟写的。”茶房转身退去，又回头问：“照旧？”不一会，端来牛尾汤，接着上来的菜是三盘没有菜名也没有见过的大菜：上面是七个煎鸡蛋，鸡蛋下面，是捣成泥的碧绿碧绿的菠菜。辜先生说：“这个菜是×××（法国女子人名，想不起来了）的‘指上麻雀’瓦德西发明的。”杨教授说：“我生也晚，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家中大人紧闭门户，不许我出门，连街上情景都没瞧见。希望您给讲一讲！”辜先生点头答应，说：“言之长矣，往事沧桑，不堪回首！”以下是他此后陆续讲给我听的往事——留学欧洲结识瓦德西我家在台湾。我十四岁那年，父亲的一位会说中国话的英国老友——这是个大商人，带我到德国去留学。他家在柏林，我便在他家居住。他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