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时代的钢琴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音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珍贵的唱片在抄家时被随手丢弃，弹钢琴的手在扫厕所在乡村种地，年轻人的音乐梦葬送于黑暗时期。知青们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俄国小说，或捧着收音机等待海外调频里传来微弱乐声，在绝望中青春依旧激荡不宁。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了，数年后新财富的积聚让人们终于过上了好日子，青春已逝，梦想仍蠢蠢欲动。同时期独生子女政策开始了，错过美好年华的父母们，将自己及家族翻身的希望寄托于家中唯一的一个孩子。中国的“钢琴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浩浩荡荡地爆发。据统计，中国目前共有4000万名琴童。业余钢琴考级至今已有26年，光是在上海，从最初的几名考生，到如今每年都有近3万人次参加。2008年，广州的珠江钢琴厂已拥有世界第一的钢琴产量，年生产量10万台，3000名员工同时奋战在数条生产线上，平均每分钟有一台钢琴出厂。“珠江杯”“葵花杯”“雅马哈杯”“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各等级的钢琴比赛巧立名目遍地开花。各地都在呼吁：我们缺少合格的钢琴教师！从80年代至今，“钢琴热”一直未退烧。二三十年过去后，曾经的琴童们成年了，从琴童到钢琴家，是天分、环境、意志与机遇的综合角力。钢琴热最显著的成果是从千万琴童中筛出了两位国际级的巨星：郎朗和李云迪。有了这两位代言人之后，中国的钢琴热持续高温不退，更招来了全球古典音乐经纪公司的密切关注。1999年，17岁的郎朗在纳维尼亚音乐节上救场演出，与芝加哥交响乐团一起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曲完毕，全场听众起立欢呼，之后赞誉和鲜花一起向他飞来，“中国腾飞的符号”，“世界的郎朗，华人的骄傲”。这位开朗的少年赢得了著名指挥家们和媒体的青睐，他的名声自海外传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祖国的宠爱。2000年，18岁的重庆少年李云迪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奇迹般地一举夺冠，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肖邦奖得主和第一位获得肖邦大奖的中国人，在此之前这一奖项空缺了15年。这个奖几乎改变了中国古典音乐的国际地位，当时在国内激起的反响相当于去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在10年间，他们（特别是郎朗）在国际钢琴领域中横扫千军，战果有目共睹已不必赘述。他们几乎证实了上世纪欧洲音乐大师们的预言：21世纪的古典音乐，看中国！即使攀至顶峰，生活在20世纪的古典音乐家却难免有失落感。周围人声鼎沸，音乐和政客选举一样吵吵闹闹。人们在体育馆在电视机前欢呼呐喊，冷落了造型典雅的歌剧院和音乐厅。200年前没有娱乐，人们除了散步、交谈和读诗，就是去看歌剧或看李斯特。钢琴明星的黄金时代已随拉赫玛尼诺夫和鲁宾斯坦而逝去。到了20世纪，电影工业崛起，电视消费群体激增，激烈的传媒竞争，流行文化的地毯式扫荡，将古典音乐挤到边缘，成为小众艺术。在国外，这是精英阶层的风雅消遣，而在中国，精英阶层或新兴的中产阶级们还来不及全面发展。中国目前的古典音乐的受众主要有发烧友、文化人、琴童和附庸风雅的白领。市场还未培育成熟。在20世纪，音乐的表演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录音工业的出现，复制生产与全球发行，让音乐家们赢得全球市场，粉丝暴涨，传统的音乐厅已装不下，一两千张票的收入也填不饱演出商的胃口。电声扩音设备瞬间开拓了音乐会的规模，音乐表演转移至体育馆，出现史无前例的现场盛况，音乐会在20世纪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台下千万人头攒动跟随劲爆节奏扭动歌唱，台上台下一起疯狂，音乐会变成了集体的梦幻和麻醉品。20世纪是流行音乐家的世纪。流行音乐家的名声与影响力令古典音乐家望尘莫及。他们瓜分了音乐市场，而他们的音乐技能在古典音乐家看来简直可笑。古典音乐家们技巧高，造诣深，清高者冷眼旁观，郁郁而终；好胜者迎难而上，跨界、炒作、互相吹捧力博眼球。郎朗的目标，不是最好的音乐家，而是要做影响下一代的人。他要做一个拯救古典音乐的英雄。这是可以理解的。古典音乐家的成才，成本高，压力大，比影视流行的多栖明星们要艰难得多。除去对古典音乐的兴趣、天分、家庭财力支持之外，还有数十年日复一日如枷锁般的军事化训练。古典音乐是属于大城市的贵族音乐，只有在国际化的都市里才会有一流的音乐会与专业的教师，且学费十分昂贵。一些父母辞职陪伴孩子千里迢迢去求学，如此将全部财力、心血与精力押赌注于年幼的孩子。职业钢琴家的成长有多么艰难，外行们简直难以想像。在郎朗的故事中，有一段是郎父一直无法面对记者追问的。父亲辞职陪孩子赴北京求学，孩子被老师赶走，父亲绝望中情绪失控，竟逼8岁的孩子吃药跳楼。如此对待孩子在西方已构成虐待罪。孩子在火车站送走妈妈，回家连哭都没时间就要接着练琴。“我练琴，因为弹比不弹容易；与其和父亲争辩，不如去弹琴；与其听父母吵架，不如去弹琴；与其去想身在北京，第二天就要失去母亲的现实，不如去弹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