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读书报告张立方过去我们读到的有关中国工人运动的诸多研究大多是作为党史的内容出现的，其着重点在于诠释共产党或者有时是国民党的政策，而忽视分析工人运动中工人自身复杂的动机与联系。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将上海工人运动的起点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视为同步，以工人自身为主体，以工人运动作为研究的平台，对中国工人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运动与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关系作了非常全而客观的考察和独到深刻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上海罢工》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指出外来的组织者为达到其目的不得不接受工人中的传统组织形态和观念，即使是与组织者思想信仰相抵触的东西，有些共产党人即以加入封建帮会的方式组织工人运动。第三部分“产业政治”，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三大行业作了详尽的个案研究，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反应。裴宜理在该书的结论中第一句话就是：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这也是本书的核心观点。这一核心观点渗透在作者对上海工人的生活、观念和斗争的多层面分析之中。美国学者韩起澜和贺萧在有关研究中强调中国工人的分裂特征，裴宜理受此启发，在书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工人的分裂状况，并以此反驳那种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来解释工人运动兴起的观点。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工人的历史就是工人之间互相冲突的历史。”不过，她特别强调工人阶级与其行动主义之间的正面联系，即从分裂中产生团结的可能性。上海工人中的分裂现象，表现在来自相同地区的移民和相同行业中的同性（男人或女人），形成各种各样的帮口、行会，由此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这些帮口、行会并非革命的障碍，相反成为产生工人行动主义的摇篮，进而形成系统而长久的团结。以往的政治家、学者认为，工人的团结通常是阶级觉悟的表现，而同乡忠诚、行会、帮会因素则是阻碍工人阶级团结的封建包袱。上海工人只是在外来力量的领导下，才能甩掉包袱，克服分裂，使一个“现代”工人运动的出现成为可能。裴宜理则认为，籍贯不同自然会加剧工人内部的竞争，低估此种狭隘地域关系组织能量的看法是不可取的。乡谊虽然存在分裂的倾向，然而与其说它抑制了工人的战斗性，不如说它是引导工人走向行动主义的桥梁。同乡网络作为跨行业联系的纽带，不是削弱而是壮大了罢工的队伍。不论是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工人罢工的原动力不外乎贫穷、被压榨，却甚少注意到工人的技术程度与工人反抗运动之间的关系。而裴宜理则独辟蹊径，作者通过缜密的考察得出结论：工人罢工的频率与成功率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有关，技术程度不但决定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罢工成功的概率。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她把上海工人分为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三个层次，通过具体分析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的家庭收入问题进而揭示出，由于企业对技术工人的任何经济压迫如削减工资都会给该工人的全家带来威胁，而工人一旦罢工，由于其技术地位很难被取代，所以资本家往往屈服；相反，一个非技术工人被欺压，家庭生计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支撑着，即使工人们行动起来进行反抗，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城市劳动力的后备资源十分充足，所以资本家也往往依然有恃无恐地采取诸如解雇等强硬措施，工人罢工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以往的大多数论著认为，工人发动罢工是出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是阶级觉悟的体现。裴宜理也认为民族压迫是工人罢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她的研究并不是仅仅如此而已。她对各种罢工原因加以多角度的比较后发现，工人们发动罢工并不总是为了爱国，在激发工人战斗性的原因上，企业的外资性质并不比企业的繁荣及其工人的构成更重要，工人们也不会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就立即起来反抗，而同伴被开除或是管理措施的变化更容易刺激他们的反抗情绪。工人们常常以所在的车间、以唤起大家对雇主剥削的认识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这种认识并不一定包含阶级团结的内容。比如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纺织厂女工的广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确是出于对日本和英国监工长期欺压的反抗。然而，不能把这些反抗仅仅看作是工人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其中还有其更为世俗的结构性因素。当洋人充当工头、监工时，工人们不再拥有原来那种与同籍包工头、把头的主顾关系，他们就能更自由地要求撤换工头。这一招对洋人经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五卅”运动后，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包身工制度，帮会把头在其中起着招收和监视其同乡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