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国家在当今的局限性上午聆听了三位发言人的高论及各位同行的意见，感到深受启发。在此基础上我想谈自己的两点感想，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首先，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学界仍有讨论辨析的必要。现在我们的一般倾向是否认普遍主义的原则而更愿意强调特殊性。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在强调自己的特色，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刚才时殷弘老师谈到了特殊主义的一些大家，其实我还想加上一个托克维尔。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普遍观念进行过相当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一般观念的建立并不证明人智强大，反而证明其软弱无力，因为自然界中决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绝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事实，绝没有可以不加区别地运用的规章，也绝没有可以同时用于许多事物的同一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只有科学即实事求是的精神，而没有一成不变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或结论。他又指出：“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的某处说过，过分强调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也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我深深认同托克维尔的这种观点;完全同意他对普遍观念为何能够在民主时代大行其道的原因的分析;也充分认识到了普遍观念、普遍主义的不足：在认识论方面，它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准则，有时用所谓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结论代替了科学的精神。在实践上，其效果更是多次被证明可疑。但同时，我们还有一些逻辑问题需要澄清，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实际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某个国家、民族、时代的某些现象的分析，还是适用于对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发展道路、发展途径进行解释?至少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带有相当的普世意义。列宁高度欣赏并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颂歌的《国际歌》，在副歌中反复强调“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其法文原文是：L’Interlaationaleseralegenrehumain，直译过来是“国际将成为人类的共同命运”，也带有相当的普遍主义倾向。今天许多学者在谈论中国模式，这当然是一个强调自己特殊性的命题。那么问题同样是：这个模式是只适用于我们自己，还是对其他国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果只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么它的意义还有没有那么大?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只是觉得要说清楚：我们是一般性地反对普世价值，从认识论的角度反对普世价值，还是说我们只是反对某种普世价值，希望用另一种普世价值来代替它?第二点感想有关今天会议的主题：国家理性。我觉得对我的话题来讲，国家理由的翻译可能更为恰当。在相当程度上，它指的是国家的功能或国家的活动范围：我们应把国家的活动完全局限在一个纯粹工具性的范围内，还是说它也应当行使一定的构建，或者至少是宣传意识形态、价值观体系的功能?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价值观应当是以绩效主义即功利主义为基础，还是也应带有一定的超越性?我想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中，单纯的功利主义国家理由有着巨大的局限性。功利主义当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欧洲历史上，社会主流价值的构建不是国家的主要职能或理由。自由主义者更是倾向于认为国家的功能本来就是功利主义的，国家的活动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功利、功用的界限之内。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缺少欧洲式的有组织的宗教体系，所以政权一直在行使着某种价值观的构建功能，带有一定全能国家的色彩。另一方面，在现代世界的政治实践中，经典自由主义心目中的最小化国家功能可能从来就不曾存在。Easton对于权力的定义便是价值在社会中的权威性分配。因此国家当然持续地在社会中分配除物质价值外的精神价值，并在这个过程中构建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对于现代国家来讲，在这方面不是是否应当做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人们会厌恶拙劣的、过时的宣传，但不会拒绝设计巧妙的宣传。因为曾经有过拙劣的宣传就不去探索巧妙的宣传，因为曾经不吸引人便不再试图去吸引人，实际上便是主动放弃了阵地，任他人的宣传来占领。在这个领域中没有真空，只是谁来填充的问题。正如一个有需求的市场，你不能提供合适的商品，便自有人来提供。我个人认为，目前宣传中体现的价值观有畸轻畸重的不足，即过多强调了物质、成功、绩效、功利，而相对忽视了对一个相对超越绩效的、共同追求目标的刻画。物质、绩效、成功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可厚非。问题只是：国家的理由、社会的方向、人们的生活目的是否只是这些?大跃进时期山东范县党委书记曾在万人大会上描述过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与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