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苏轼“以文字为诗”论同“以才学为诗”相似，对苏轼“以文字为诗”的评价，也近乎完全的否定，而且，此二者常常被并提或混用。如前文所引张戒语：“苏黄用事押韵之工。”“用事”，实际上主要讲“才学”问题，“押韵”主要是讲“文字”问题。“押韵”的对立面是“言志”，即要求诗歌反映严肃的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因此，张戒所论，乃是批评苏黄“押韵”之作，以“文字”为游戏，违背了我国《诗经》以来的“风雅”、“言志”的传统。严羽所论，也近似之。所谓“以文字为诗”，“终非古人之诗也”，“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道何在”，命意也同样在此。对“以文字为诗”批评的另一方面，是指斥其“次韵”等方式，破坏了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追求自然天全的审美情趣和风格。如元代王若虚批评道：次韵实作诗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者多矣。（《滹南遗老集》）现在学术界对苏黄“以文字为诗”的批评内容更为广泛、尖锐。如有的学者说：“严羽的‘以文字为诗’，则主要指的是宋代诗风的两个不良倾向，一是雕琢文字游戏音韵，一是‘点铁成金’”，认为“‘以文字为诗’是宋诗的主要弊病（形式主义创作倾向）之一”。在“以文字为诗”的内容方面又进一步批评道：“苏黄诸大家胸中学问有余，不免矜矜然玩弄音韵，游戏文字。......苏轼单和陶潜的诗，便做了一百二十首。诗人间酬韵征逐、互相唱和，琐屑而频繁，有多至来回八、九遍的。至于游戏文字，以“戏题”、“戏赠”为题的诗，内容大都揶揄不经，等而下之又有什么回文诗、谐隐诗、人名诗、神智体、集句诗、谜语诗，种种不一。苏轼好做回文诗，动辄几首一组，神智体亦是他的发明。（参见《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笔者认为，苏轼的“以文字为诗”同他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一样，自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况且也并未脱离开诗歌的本质特征，更谈不上是“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因此，重新探讨苏轼的“以文字为诗”，对于苏诗甚至整个宋诗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都具有重要意义。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元【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似将“以文为诗”和“以文字为诗”分属苏、黄二公。而在宋诗里，后者似比前者更为明显，影响似乎也更为深远。因此，在评价苏、黄何者更能代表宋诗的本质特征时，人们多投黄山谷的票。实际上，苏诗不仅“句律疏”，而且也兼具“锻炼精”的特点。因此，重新评价苏轼的“以文字为诗”，也兼能回答这一问题。第一节“奈这事须当归”简议苏轼“以文字为诗”产生的原因“以文字为诗”同“以才学为诗”是一对孪生姊妹。因此，上一章“以才学为诗”产生原因的诸多探讨，同样适宜于“以文字为诗”。北宋时期相对的稳定性，不但是“以才学为诗”产生的土壤，而且也滋生了“以文字为诗”；北宋文化的高度发达，不但直接造就了时代的才学性，而且也直接培养了时代的“文字性”。所谓“玩弄音韵，游戏文字”、“酬韵征逐”等等，一时之间成为了时代风尚，成为了当时士大夫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诗人们不仅以笔为“文字”之戏，而且以口为“文字”之乐。《朝野遗记》载：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刘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刘贡父所说三果为：杏、枣、李，一药为苁蓉（为草苁蓉和肉苁蓉的统称）；东坡所说三果为：柰（柰子，为苹果的一种）、蔗、柿，一药为当归。曾敏行《独醒杂志》载：坡、谷同游凤池寺，坡公举对曰：“张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哪更重来。”时称名对。可知，出口成章、成“对”，乃是时代之风尚，如果一时之间“仓卒无以答”，竟会“终身以为恨”。这种习俗，成为诗人们锻炼才思敏捷的极好方式。同时，诗人们也在这种口头创作的“文字游戏”中，得到美的享受。苏东坡才华横溢，且又具有谑弄戏浪的“野性”性格，就使他在这种时代风尚中，更是如鱼得水，放浪纵姿。很多诗话都记载过东坡以“毳饭”待客的轶事：东坡曾和刘贡父说他自己在“习制科时，曰享三白”，所谓“三白”，即“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于是，当东坡到刘家作客时，刘就以“三白”待客，东坡于是请刘贡父到家中吃“毳饭”，当刘“如期而往，谈论过食时，贡父饥甚索食”，东坡告诉他：“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毛”在当时与“没”同音，故曰：“毳”。（参见朱弁《曲洧旧闻》）东坡的性格与其才华结合在一起，就使之成为了一个极大的幽默家，成为时代“文字游戏”的佼佼者。诚如钱穆父所赞叹：“子瞻可谓善戏谑者也。”（《高斋漫录》）《渑水燕谈录》载：贡年晚年苦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一日，与子瞻数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子瞻戏贡父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