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学派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建构二十世纪的文化虽然经历了戏剧性的断裂和转折，但中国学人的创造性却未能在其间生长起来。回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我们感到的不是丰盈，而是荒凉：没有伟大的思想家，缺乏独创性的学术体系，甚至执着于独立求索的学人也寥若晨星。即使是熊十力、金岳霖、李泽厚等自觉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大学者，其思想亦基本上是传统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糅合，原创性的不足同样是他们总体致思历程的明显特征。然而，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前反思地展览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总是由当下的生存者承担的，对于未来的筹划永远必对过去的单纯诅咒更为重要。既然中国学人集体承认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那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在二十世纪成为完全学术主体且仍然活着的中国学人，都应该通过对过去的深沉反思和对未来的积极筹划来为自己赎罪。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检讨中，下列因素被认作阻碍中国学人进行创造性建构的力量：1、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语境使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立场；2、意识形态的动荡和挤压使中国知识分子无暇或无法从事创造性的建构；3、汉语文化的断裂使汉语学术的内在可能性空间被忽略和遗忘了。但上述因素对学术主体的必然曾经具体化为学术主体的工作方式，从学术主体的工作方式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欠缺将使我们的追问落到实处。从学术主体的工作方式来看，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欠缺是学派的极端稀少。我们在回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时，只能说出新儒家等寥寥无几的学派。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学派林立的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巨大变迁不相称。世界学术史，下面的是不难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学术创造都是在学派中产生的，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派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到当代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是原创性思想的集体生产者。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学派最多且最富个性的：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众多学派相互争鸣而互补，奏响了中国古代最壮丽的文化交响乐。孔子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奠基人就是学派领袖，其最重要的文本《论语》就是他和学派其他成员对话的产物。如果孔子不是一个学派的领袖，如果他的学生不在他去世后继续传播和建构儒家学说，那么，他和他的主义（ism）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不会这么大。没有学派，学术的创造就会破碎而短促，缺乏因共时性对话和历时性承继而具有的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学派意味着一种绵延的努力，此努力的表层动因是承继传统和传播知识，深层目的则是穷尽某个学说的可能性空间。文化建构与建造摩天大楼等实体性建构不同，它的建构者并不预先知道学说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极肤浅的学说除外），而必须通过联合中的求索寻找其可能性空间的边界。一个学说的前提和基本原则一旦给定，它的可能性空间就已经诞生，但这个可能性空间的边界却是未知的。伟大的学说总是具有巨大的可能性空间，穷尽它的工作难以由一个人完成。这时学派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它可以通过不同成员的具体立场观点的互补性来使这个空间得到扩展；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学派能够通过代际间的承继和超越关系不断实现学说的可能性空间。一些成为民族文化乃至跨民族文化深层存在的学说往往分化为许多学派，绵延数千年。这些学派有时会认为自己穷尽了人生之理和宇宙之道，正是由于学派的力量使其成员产生了伴随着神圣感的自信。虽然这种自信最终会被证明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幻觉，但它却给学派成员以巨大的坚定感和使命感，使学说的可能性空间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可能性空间这个概念既意味着扩张的冲动，又意味着界限。任何学派都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边界，对于边界的意识就是局限意识。但是让一个学派获得对自身的局限意识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1、学说的边界是非实体性的，不能被直接触及和感知；2、学派成员在判断本学派的局限时存在"自我中心困境"，亦即，他无法跳出他所信仰的学说所具有的世界观来判断本学说的边界，同时，学派的扩张本能也会阻止其成员这样做。所以，只有其他学派才能勘定该学派的本体论边界即它的局限。这意味着：文化不僵化的前提是两个以上的学派的共存和对话。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代都是多学派共存的时代。单一学派统治整个文化世界必然使文化单调和僵硬，这乃是绝对真理。学派之间的对话是学术的活水源头。中国学术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向振兴，就必须通过多学派的对话而升华为复调学术。所以，学术的学派化是中国文化无可选择的选择。本文所说的学术的学派化就是学术的多学派化。它所意指的是百家争鸣的学术境界。但学派的涌现并不会像玩家家游戏那样容易。一个称得上学派的学术共同体必须有自己的主义--对某个论域乃至整个宇宙的设计与解释体系。学派之间的对话就是这种主义的对话。没有自己的主义的人文学术共同体是没有资格参与重大的文化对话的，因为它缺乏独特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