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的主体是什么文化论文尽管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在二十世纪呈现出纷繁的局面，但是对她的把握却应该是简单的，因为在纷杂的外象下，实质性的东西总是比较单纯的、单一的；故而，历史的某一阶段的主脑，或者说主体，最主要的中枢环节，都可以被简易地概括出来，用来统摄这一阶段的人文全体。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主体，直白地说，便是反思传统人文这一背景下的重新评估努力，即整理、清理国故，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答辩。而国故在作为处理对象时，它的处理方法便是科学实证。因此，具体而直接地看，史学中的科学传统的建设，便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这一阶段的国家学术的主脑。实证人文，本来是中国学术的历史传统，朴学在这方面走到了顶峰。不过，在受到西方科学主义触动的士人眼中，朴学的实证方法仍然是不彻底的。科学主义一东渐，便被首先引入到国家的人文学科领域，首当其冲的就是历史学，而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因而，在科学实证的处理、研究对象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是对物件的专研与投入，比如铁铜等那样的物件，而是一堆堆的事件，比如经典中的说法，年代、文字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对象看成一个个的实体的话，那么其方法：科学的实证，只是一般，没有什么不同，仅仅是被研究处理者、对象自身的特性有异而已。史学领域中科学方法的应用突出地落实在对上古人文问题的考辨上，比如疑古派史学，便是用科学方法假设和怀疑上古史问题的。这在当时有打破旧信仰束缚的意图，所以不能光从学术性上去看待，还须注意其社会性。怀疑是信仰的姊妹，因而自古疑古的传统便是很盛的，比如汉代经学中，马融就对《泰誓》的真实性提出了五点质疑。但这种对古史文物的怀疑，还不同于二十世纪的疑古派，因为首先从认同对象上来看就相去太悬殊了。上古史的研究，虽然在具体技术与学术路径上各家不同，但原则性的看法却是更须首先弄清楚的。比如王国维对疑古派的主将顾颉刚就曾经有过意见，大意是说对上古史实，与其用力去破坏什么，不如去建设什么。王国维自己的治学路径正是在这种指导下去走的，比如他对甲骨文字所做的工作，正是力图在上古史实领域建设起一些什么来的行动实际，并且从长远来看，其成绩也是一直裨益后来学术的。实则参以金石材料考稽经典，也有很深厚的历史传统，自甲骨文出，这一传统更得到了助张。清季笃古的风气已越来越淡薄了，像孙治让便借用甲骨文考定《尚书》高宗肜日当为高宗易日之误；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孙氏的辨古工作倒是有着一种同步性的，即疑古与建设同时完成。可以说，疑古派所做的工作，虽然有如王国维所言的破坏性一面，但如果就当时的情形体谅，则这一破坏还是以戳破旧观念笃信为主，文化上的意义倒是要高于学术上的意义的。这是就历史人文层面来说，明瞭这一层，那么对当年疑古史学具体的工作本身，自当有一个鉴别与取择，可以消除其后遗症了。科学不等于神经质，所以学术思想要本以庸常的精神作风。当时的主要学者，都对上古史方面的问题直接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像陈寅恪，讲得就是很隐晦的，他对自己的中古史研究方向选择曾经有过一个交待，大意是说，因为上古史太难定论，而近现代史又太容易动感情，所以选择比较适中一点的中古史。这话里面就包含着他对上古史方面问题研究的看法，但可能不单纯是针指上古史本身，而是隐含议论当世的上古史研究方面的学风，因为陈讲话一向隐晦。至于为什么他会取中古史的研究方向，这应该考察陈的心理背景，也就是他的文化注意力关切落实在哪一方面。由于陈在西方呆了很多年，对文化间的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和认识，所以在史学方面他选择中古史为主题，实际上是指向现世中的东西文化间如何作用及其前途问题的；至于历史研究，只不过是一种参考，由于中国文化与外界触碰主要发生在中古历史阶段、时期，所以陈才在这方面投人主要精力的。比如他在考证支愍度学说的一篇论文中，就讲到了历史中思想学说义理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篇论文的主旨是指出，支愍度的心无义，乃是翻译上误读的结果，而格义也与翻译的误读情况有关。如果我们能看到，东西文化间的接触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翻译的话，那么，陈寅恪讨论古代佛教翻译问题的寓意，便很明显是落在文化本位这一大背景上的了，即以古史为材料，提炼出对现世有用、有价值的东西。陈掌握多种外国语文，是他用科学方法，即比较翻译法研究古史的工作准备。他年轻时给其妹的信中写道：“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