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回顾历史，从中国第一场在封建帝制时代，由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发的发起的那场少有的大规模的参政议政的“公车上书”运动起，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以集体签名的“万言书”的形式开始发表政见，其核心思想就是想要借甲午战败的这个机会，来鼓吹变法与改良，对西方开放，以此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这其中包括引进西方的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教育制度，废除中国的旧的科举制，正如其文中所述，“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还有康有为接下来写的《请开学校折》。要是没有《公车上书》等系列的准备活动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我们就很难想象会在一八九八年中国就设立了京师大学堂。由此观之我们可以看到，北大从其孕育之时起，就与中国的自由主义事业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就是捍卫自由。当然这不仅仅是北大的使命，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使命。这本名为《自由主义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的书通过重新的发掘相关的历史文献，全面的给我们再现了北大的传统与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与传承的具体情况，书中荟萃了北大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自由与人权问题，宪法和法治问题，政体问题，政党政治问题，革命观问题，所有制与市场经济问题，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问题，个人主义问题，教育思想问题等多个方面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主张。从本书中可以观之，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传入中国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然而它的意义又远非佛教可以相比，正是因为自由主义的传入，指导着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国才得以由一个闭关锁国的落后的封建国家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自由主义曾经有几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就是曾经任北大校长的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但是因为“中文自由常常含有放诞，肆意，无忌惮等劣义”怕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而误解为可以“为放肆，为不法，为无礼”，于是他特地的费劲心思译了《群己权界论》这一本书，这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创造性的自由，只要我们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与此同时，事实也证明，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在人们认为的有价值的那些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就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制约机制，使得社会有序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堵塞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毕竟是几千年专制皇权的传统的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者和思想家的奋斗，自由主义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他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虽然，风雨如晦。担任过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所说的。原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独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地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虽然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但是他到死都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这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在一九五七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亡的时候，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发出了《重申我的请求》，他在文章说：“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于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得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正是这样的尊严，坚强的个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神得以维系于不堕。今后随着中国文明的进步。这种精神在今后一定会发扬光大，使中国再也不会再经历那样黑暗悲惨的日子，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自由的要求来自于每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自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坚持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善于保护反对意见。他践行的信条是:“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与此同时，他也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那些专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