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五花判事、封驳、涂归、北门学士、二王八司马改革、甘露之变、牛李党争、飞钱、三武一宗法难、磨勘、大索貌阅、输籍定样、南北面官、头下军州、海上之盟、古文运动、元祐党籍、哲宗绍述、鹅湖之会、撒花、斡脱钱、四等人制、粮长制度、土木之变、夺门之变、封桩库、大运河五花判事：唐制，中书省议论军国大政，中书舍人若干人可各执所见，分别署名，谓之五花判事。所签署意见由中书令、侍郎审覆后，交门下省驳正，然后交尚书省颁下执行。封驳：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在拟好处理军国大政的诏令后，转门下省审议。门下省若发现所拟诏令有违失，可以驳正，封还中书重拟，谓之“封驳”。涂归：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规定门下省负责审议中书省所拟诏令，门下省的属官给事中有权在中书所拟的诏令上进行涂改，令驳回中书重写，称为“涂归”。北门学士：唐高宗乾封后，武后以修撰为名，引文学儒臣径由北门入禁中，密令参议朝政，处理百司表疏，以分宰相之权，时称北门学士。他们对政事损益，多所参与，是武后的依靠力量。北门学士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与南衙发生冲突，而从北门出入。撒花：波斯语的音译，意为礼物。蒙古族统治者认识到必须维持生产才能继续剥削后，对已征服地区的掠夺手段，改为随意向人民征敛财物。除不时下令要索贡献外，诸王、将领或官吏每到一地都要强逼当地人送“人事”，称为“撒花”。斡脱钱：“斡脱”是突厥语的译音，意为“同僚”、“伙伴”，蒙古汗国时期是指经营高利贷的官商，自大汗以下蒙古贵族出钱委托善于经营的中亚商人经营商业和放债，谋取高额利息。他们发放的高利贷叫“斡脱钱”。这种高利贷，年息百分之百，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又称“羊羔利”、“羊羔息”。民户一旦负债，多因不能偿还而倾家荡产，是造成元朝统治下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问题之一。四等人制：元朝统治者为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按征服时间先后将其分为若干等级，对各民族进行分化。元世祖明令将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东欧来中国的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来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两省的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四等人在政治待遇、法律地位、经济负担以及其他权利义务上都有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大索貌阅：585年，隋文帝下令各州县“大索貌阅”，根据面貌查对户口，户口不实则惩办里正党长，得丁44万余，增加了纳税户口，政府经济力量加强。输籍定样：亦称输籍法，隋代划分户等和纳税标准的办法，是隋文帝于开皇五年（585）接受高颎的建议所采取的一项经济政策。即把各级民户向政府所输租税，从轻定额，写成定簿，由中央将划分户等的标准（定样）颁发各地，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民户各随近便，五党或三党（百户为党）为一团，依定样定户等上下。既防止地方官吏、豪强在户籍、户等、赋役方面营私舞弊，又可把依附豪强的农民吸引过来，加强中央集权，有利经济发展。大运河：隋炀帝时开凿了沟通了洛阳和杭州的大运河。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带人开通济渠，由洛阳西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再由板渚引黄河入汴水，又从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通于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人开山阳渎，自淮安引淮水。绕扬州、仪征入长江，即原来吴王夫差开的邗沟。大业四年（608年），征河北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开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这条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联系。永贞革新：唐朝后期宦官专政，“永贞革新”是一场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永贞元年（805年），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淮、程异等进行改革。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进奉，罢去宦官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并准备夺去宦官手中的兵权。可惜计划被视破，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顽强抵抗，逼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即唐宪宗。二王被贬逐，后王叔文又被赐死，王伾死于贬所。柳宗元等被贬为边州司马，革新失败。历史上也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飞钱：亦称便换。唐代时私人创设的货币汇兑方式。初见于宪宗元和元年（806）。因商品经济发展，铜钱缺而不敷用，来京贸易的商贾，将销货款委托各道进奉院（诸藩镇驻京办事处），诸军府、节度使或富家领取半联票券，持券轻装驱四方，合券即可取款。飞钱是宋代“交子”的雏形，但本身可作钱用，解决了商旅长途携带大量钱帛及各地运输税钱入京的问题。南北面官制：辽朝统治者针对统治区域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统治方法建立的两套行政体制。北面官为统治契丹和其它游牧民族面建立的一咱特殊制度，担任者一般均是契贵族，主要是宗室和外戚，终辽一代，始终是贵族政府。北面官系统是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