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一个时代的挽歌每一首动人的吟唱都会勾起一次难忘的回忆，每一种质朴的怀旧总会唤起一个群体的哀思。《钢的琴》是关于小人物的光荣和梦想的故事，它用高雅的语言述说着生活的琐事，以魔幻的色彩追缅着逝去的荣耀，当“钢的琴”出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幅关于繁华隐忍谢幕的残卷，一首关于激情燃烧岁月的挽歌。所以，与其说《钢的琴》是一个讲述“造琴”的小人物励志故事，倒不如说它是对于中国一个特定时代结束的告别和怀念。透过一群卑微的底层工人阶级的言行，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民生跌宕起伏万象多端的淡定和泰然处之，看到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风云变化狂飙突进的无奈和自我解构。令人愉快并哀伤的是，影片正面描写的并非这些，但是真正想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正是《钢的琴》所以闪亮的地方，它用一种黑色的幽默讲述着并不幽默的中国故事。而且，重要的是，它是真正关于中国老百姓的故事。陈桂林，一个曾经的无上光荣的工人阶级，一个失去组织依托的底层劳动人民，一个依然有朴素梦想的技术工人，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失去老婆的男人，一个有一群“狐朋狗友”的小人物，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缩影。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热情如火的重工业时代中国工人的一些突出特点：技术过硬、踏实勤劳、生活拮据、粗野豪放甚至世俗狡黠。这些特点曾经在半个世纪中，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精神基石，也是这些特点在改革浪潮席卷而来之时，让他们一度感到茫然无助和无所适从。他们很现实，几十年甘之如饴地围绕着某个重工业据点，辛劳工作、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他们又很不现实，经常回味着为时代所不容的过去，并做着与自己实力不相称的春梦，这却也是他们顽强生存的精神源泉。若时光倒流数十年，他们或许是你的父亲，或许是我的父亲，用一种蚍蜉撼树的执着诠释着一个平凡而动人的字眼：生活。电影开篇，陈桂林和妻子讨论离婚事宜，背景却是破败坍塌的厂房，预示着主人公婚姻的变故，和中国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的倾覆息息相关。当陈桂林和他的乐队为一位死者奏响了忧伤的苏联歌曲《三驾马车》时，对于往日辉煌的眷恋和怀念跃然眼前。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多次出现前苏联的一些著名歌曲，甚至还有一名曾经留学苏联的老工程师，这一切让我们隐约看到《钢的琴》故事发生地东北这个昔日重工业基地的前尘旧事，进而你可以联想到整个中国的那些激情岁月和疮痍时刻。中国工业的起步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的，尽管后来由于政治纷争，中苏彻底决裂，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延宕久远，中国工业的“苏联影子”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在中国依然能随处找到苏联的痕迹。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代表的集权式社会主义模式轰然倒下，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质变的阶段，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随之发生了颠覆式的改变。以陈桂林妻子的新欢、那个靠贩卖假药发家的幕后情人为代表的“新思潮新势力”，凭借物质力量的摧枯拉朽，无情地冲毁了陈桂林所代表的淳朴踏实默默奉献的老一代劳动者的精神家园。影片处处可见的“苏联痕迹”实际上就是表达陈桂林这一群体对旧日时光的无限眷念，对于他们这一代而言，苏联模式是美好的，因为作为产业工人的他们在昔日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在粗大笨重但泛着金属光泽的时代里，有着属于他们的春天。显然，在时代变革的狂澜面前，陈桂林等人又显得卑微和无助，他们靠什么来捍卫自己精神家园？无力可借，无处可遁，无计可施，无枝可依。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群小有才艺的“工人阶级”为谋生计组成的小乐队，在街头巷尾，吹奏代表着昔日辉煌的歌；于是，我们看到大刘在“妻管严”的窘境下经营着自己的“杀猪产业”；于是，我们看到胖头为了二十元的赌债不顾尊严地躲避着三个妇女的追缴；于是，我们看到季哥俨然以老大的派头，在旧工厂里干着一些并不阳光的勾当；于是，我们看到“快手”依靠往日在工厂练就的手艺，落寞地生活在昔日的阴影中；于是，我们看到淑娴这个女性在男人的世界里，以男人的方式开拓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而豪放的背后却流露着些许无奈。所有的荣耀，都源于他们的工人阶级身份，所有的落寞，都因为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身份在改革浪潮中被彻底尘封。陈桂林和妻子争夺对女儿的抚养权除了天然的亲情使然，还有着他对自己尊严和能力的捍卫，“陈桂林们”对于“造琴”的执着不仅仅是出于友情，还有着他们对于自己光荣传统的追抚和对现实污染的抵抗。落魄的贵族，潦倒困顿，依然不肯丢弃代表家族荣耀的族徽，卸甲的将军，在赋闲寂寥之时，时常回味着铁马冰河的昂扬。《钢的琴》中的这群小人物，同样有着引以为傲的过去，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残酷地结束，但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