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现实意义如前所述，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是资本市场理论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公司治理理论最初的内容与其说是经济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法律问题。契约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代理理论，是公司治理理论早期的重要内容。简单讲，早期的公司治理理论主要是研究“三会”之间的制衡机制以及它们与经理层之间的关系。随后，公司治理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新的发展。由于资本市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公司治理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出现了关注股东利益保护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理论等。在两年前，谈到公司治理，我们都是以美国为典范的，认为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十分规范，其内部制衡力量能够保证上市公司如实披露信息，从而保证市场的透明度。作为公开募集资本的市场，实现信息对称是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的重要目标。我们也曾经认为，美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透明的，而且很多年都没有由于信息披露不实导致投资者起诉上市公司的案例。但是，“安然事件”之后，人们发现美国的上市公司同样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不少美国大公司近一两年都出现了虚假信息披露。这就是说，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从信息披露的角度看也难以杜绝无论是来自道德的风险，还是来自制度的风险。人们开始怀疑，在现有的资本市场制度架构内，能否找到一个解决信息披露的有效公司治理机制。如果在资本市场的制度架构内不能找到一个让公司实际控制人如实披露信息的机制，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就会受到根本性挑战。为此，在安然和世通公司财务丑闻暴露之后，人们有一个深深的忧虑：资本市场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生命力难道到了今天真的终结了吗?我们能否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找到一个杜绝上市公司造假的机制?所以，从现实来看，分析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这样的问题的确很重要。资本市场之所以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能持续发展，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从功能的角度不断替代传统商业银行金融功能而成为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力量，我认为关键在于这个市场所具有的成长性和透明度。在默顿和博迪看来，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经济体系中有六大功能。实际上，最核心的功能是两个：一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具有流动性的有风险规避功能的金融资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投资者都去建工厂、办实业，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更多的具有流动性并具有一定收益的可投资的金融资产。这种金融资产只能由资本市场来提供。二是创造一种风险转移机制。通过这种风险转移机制对经济活动中的几乎所有风险进行转移。我们认为，现代金融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尽管建立资本市场的初衷可能是配置资源，但实际上配置资源就是在配置风险。从市场角度看，配置风险变得越来越重要，市场就是要把风险进行优化配置。实际上，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配置风险、转移风险。如果一种金融体系不能起到分散风险、转移风险的作用，那么，这种金融体系是有严重缺陷的。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从整体上看，转移风险的功能不足，它把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金融机构身上。这种集中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是不流动的、凝固的，因此这种金融体系风险很大，效率不足。在我的理解中，金融产品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是投资产品，但从社会整体看，更是分散风险的工具。教科书上常说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蓄水池。如果金融只是蓄水池，那么这种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是巨大的。如果周边生态环境恶化了，那么蓄水池的泥沙就会越来越多，蓄水池也就会坍塌。金融的蓄水池功能的理论是典型的“水库理论”。我更愿意把现代金融看作浩浩长江，在日夜不息地流动，在流动中创造生命力。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地疏理长江，让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向东流。至于最后长江之水会流到哪里去，流到大海的哪个部分，我们可以不管。我们惟一要做的是要让长江之水流得通畅，没有堵塞。如果金融是浩浩荡荡的长江，那么它就具备了转移风险的功能。有人会问，如果长江来了洪水怎么办?那没有关系。长江发洪水必定是有期限的。长江发洪水就是现代金融危机理论。在今天，在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现代金融危机的出现已经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生产的严重过剩引起的。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生产的严重过剩造成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少会出现生产的全面过剩，但仍然会出现金融危机。现在金融危机的形成源于金融内部结构的变化。我们认为，应按照“长江理论”来理解金融体系之功能。当然现代金融还有支付清算等其他功能，但是它的核心功能是转移风险。近几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体制和公司治理有所转变，但是这种变化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其内部运行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公司虽然上市了，但还是那个产品，那个技术，那套理念和管理体制，惟一变化的是帐上钱多了，公司公积金多了，每股净值提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资本市场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然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