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2010-01-1111:29:17来自:HYPERLINK"http://www.douban.com/people/jialimandan/"苏门答腊(想你时你在眼前)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作者：冯象）2009-03-27我报考法学院的时候，王浩先生曾赐信劝阻，坦言他不喜欢律师这个行业，认为于人生无大意义，赚钱而已。王先生与先父抗战期间在昆明有同学之谊（王先生一九三九年入西南联大，同年先父自延安抵昆明），视我如子侄，所以才这么教诲。其实在美国做律师未必赚钱。多数赚钱的律师都很辛苦，一周上班六十小时还自称偷懒，加上出差办案赶期限的不安定和心理压力，赚来的那点钱，比起许多行业例如拔牙的医生和安达信的会计，根本只是小钱。但王先生的意思是，不仅赚钱不应是人生的目标，律师工作本身也“无大意义”。自古以来，圣贤哲睿贬抑律师者居多。我便没有去细想。入学后，合同法第一堂课，克朗曼先生（现在已是院长）布置我们讨论一道刺配沧州吃“杀威棍”似的题目：律师为什么不幸福？说是许多功成名就的律师回首学生时代，都会感到失落和遗憾。原来他正在写一本书《失律师》，后来在哈佛出版（一九九三年），研究“律师政治家”的理想在当代美国衰落的原因。克先生的兴趣在政治哲学。华尔街律师行流传一个笑话，耶鲁的合同法，亚里士多德当案例读，说的就是他。他拿“政治家”做理想，并非鼓励学生将来做官——虽然毕业生约有一半进了政府、法院、国会和各色政治团体，故有论者批评，克先生那本书不过是宣扬耶鲁的“地方文化”（西蒙，《正义的实践》，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他的“政治家”，是人作为“政治动物”的理想展现，具有一种普通法传统培育的注重历史和生活经验的“实践理性”，亦即亚里士多德赞赏的“智慧之节制（ｓｏｐｈｒｏｓｙｎｅ）”。所谓“幸福（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也不是物质欲望的满足（亚氏斥为“野兽般生活”），而是一种富于善德的行动的生活（ｅｕｚｏｉａ）。克先生认为，律师的本色是自由职业，独立代理公民、法人或政府机构的法律业务。因此对客户／被告人，须保持一种“既同情又超脱”的立场。可是这讲究节制的政治与伦理态度，到了后工业时代，却腹背受敌而瓦解了：一边是巨无霸律师行彻底公司化而利润驱动的运作方式；另一边则是学院派主流理论，例如法律经济学作为科学主义话语的宠儿，对法律业务的经验性智慧不断贬低。受其影响，律师便难以继续独立执业，变成受雇于金钱与权势的枪手或“法律技工”了。我想起王先生的教诲，突然觉悟，律师幸福不幸福云云，问的实际是律师的职业理想和伦理立场。说白了（借用老百姓揶揄律师的笑话）便是：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好律师，根据全美律师协会定的标准，应当热忱尽职地为客户／被告人服务，只消后者提出的要求合法或看似合法；好人呢，按照常识，行为须符合公众利益和社会道德。可是客户／被告人的要求未必符合公益道德，有时还可能贻害他人，尽管未明显违反法律。律师为他效力，提供咨询或诉讼服务，就面临一个伦理选择的难题：律师的职业义务跟好人的道德准则发生了冲突。怎么办？历史形成的做法，是建立一套专门的行业伦理或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执业的指导，表示兼顾各方利益。当然，难免有律师道德滑坡，采取“先富起来”的态度，或者干脆与坏人同流合污。所以律师职业道德规范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罚、制止各种违法犯规的执业行为，向政府和公众作出交代，不要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虽然如此，不少人尤其哲人依旧怀疑，律师能否自律而成为好人。为什么呢？律师制度是现代法治的一根台柱。如果律师执业不能用公益道德衡量是非善恶，法治又怎样争取公众的信赖与支持？这些问题，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十分迫切，亟须研究。毕竟，“依法治国”不能没有律师参与；倘若认真同“国际”接轨，律师还应当脱离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实现行业自治。自治的前提是自律。所以律师伦理的建构解说，对于律师争取在“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事业中扩大特权提高待遇，也是至关重要的。头绪多端，让我先回顾律师在中国的伦理地位，再讨论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与法治的策略关系。中国古代没有官府认可的辩护人或律师制度。帮人写状子通关节的，叫讼师或讼棍。讼师“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一向被视为国家司法秩序和乡土社会礼治的对立面，自然不算好人。直到清末，受了列强“治外法权”的欺负，不得已，才由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刑事民事诉讼法》，专列“律师”一节，从外国抄来律师资格、注册、职责、处分等九条规定。设立律师制度的表面理由，则是当事人“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故需要律师代理。再者，“国家多一公正之律师，即异日多一习练之承审官”（引自茅彭年、李必达编《中国律师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这是大胆套用英美的模式，设想法官可从律师中间选拔。于是，历史地看，律师制度来到中国，跟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