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下II我现在要说明民主过程中某些熟悉的失败类型，以及可能的补救之道。(1)第一种失败类型，是在大型、极权和官僚社会中常见的公民疏离感。这是我们刚才开始讨论的现象：普通公民对权力感到有极大的距离感。距离在此的形象是负面的：权力是无动于衷的。公民在面对统治机制时会有无力感。统治机制我行我素，罔顾普通公民的利益。人民的需求似乎求告无门。不论是决定大方向还是对关系个人的决策过程稍作调整，普通公民对决策过程似乎毫无影响力。只要有越多的事和越重大的事集中在遥远的中央政府手中，政府的办事程序便越官僚化。当然，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力并不表示政府完全依自己的方式办事。有力的游说也会干预并影响其决策过程。但这些游说也是远离普通公民，通常对人民的建言也是充耳不闻。这正是托克维尔警告的状况。他最后也谈到补救之道。其中包括了分散权力，将政府的某些功能下放到地方阶层来执行。在地方上动员人民来影响政策是比较可行的作法。然而过度的中央集权不但会造成政治系统的危机，同时也会影响公共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一样，地方上所关切的事很难打动中央。因此，全国性的辩论可能就会集中在少数的大型媒体，而对地方上的建言无动于衷。例如，大家普遍感到，在主要电视网所进行的辩论，是由比较狭隘的团体与利益所形成的。它的推动者是在一个很难打进的象牙塔中闭门造车。其它的观点、其它的质问方式、其它的理念计划，是无法受到倾听的。托克维尔式的分权在公共领域也是必要的。的确，两者可以相互支持。若是重要议题能交由地方处理，便可提高地方媒体的重要性，而地方媒体则可转而将辩论焦点集中在这些影响所及的议题上。然而，这并不只是将一些议题下放到地方层次，并因此而受到地方性辩论的影响。全国性的辩论也会因为有效的地方公共领域而有所改变。在此，可行的模式似乎是将较小的公共领域寄宿在较大的公共领域中。地区性的公共领域对于整体是有意义的，它能影响全国性的公共领域的议程，奉献出属于这个社会本身的政治生活-政治分权的良好示范有助于公共领域的扩大。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形式的小领域。对于某些西方社会而言，由某些政党和社会运动所代表的类型，是十分重要的例子。它们就好象寄宿的公共领域(nestedpublicsphere)一样，其内部的辩论也可以对外公开。于是，基于政党或运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其内在辩论可以制定协助全国性的计划。有些政党便具有这样的功能。不过在最近几十年当中，最惊人的例子要算是某些「新社会运动」：例如女性主义运动(我们甚至可以称它是独一无二的)，以及生态保护运动。这些运动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与游说团体通常使用的方式大不相同。游说团体是以某种众所认可的立场来动员力量，但其内部的讨论却不对外公开。相反的，社会运动的内部辩论则是开放给所有的人。就是凭借着如此开诚布公以及全球性的影响力，使它们得以重新改造公共计划。这也就是为甚么我要称其为寄宿的公共领域。就某种程度而言，朝向中央集权与官僚化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中是无可避免的。这对民主是不利的，它使得条件(b)难以达成，而其所造成的恶梦情境，便是一个过度集权的政府。在一个充斥着有力精英说客与全国性电视网的环境中，他们对来自地方的声音充耳不闻。然而这个潮流可以藉由双重的分权而加以抵销：一是朝向地区性的社会，一是寄宿的公共领域。它们可以传达广大人民的声音，否则人民会觉得，除了年度的全国大选外，他们完全置身事外。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公共领域模式，显然与十八世纪原本的模式不同。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点。原本的模式似乎是设定一个单一的空间，而我在此所主张的则是彼此依存的多元化公共空间。在此固然有辩论国家政策的中央竞技场，但却不像是一元化国家的公共领域，反而像是联邦国家的中央政府。第二，必须缓解政治系统与公共领域间的鲜明界限。事实上，某些最有效的寄宿公共空间是政党和鼓吹运动，它们是存在于政治与公共领域间的灰色地带。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系统与公共领域间的界限必须尽可能开放。如果我们想要使公共领域能够扩大公共辩论的功能，我们就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们仍将其视为守门人和限制权力的力量，则旧有的模式似乎是对的。让全国电视网或具有全国性声望的报纸去对付当权者，显然是比较容易的。为了达到这项功能，由政治中立的大型有力机构来主导公共领域似乎是理想的选择，但它却可能破坏了真正的全国性辩论。(2)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裂同样会阻碍，甚至完全断绝民主决策的制定。发生分裂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之一是「阶级战争」的形式，最低微的人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有系统的忽视或排拒。就这点而言，在大多数西方民主政体中(除了本身固有的理由外)，以不同的「福利国家」措施所表达的团结形式，显然对维系民主社会的运作是十分重要的。另一种分裂则是由于一个团体或文化社团觉得自己未获大社会的肯定，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