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和谐社会【内容摘要】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近现代，哲学上对法与政府，法与社会之间合理性的探讨没有停止过。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法与社会关系的重现，对近代法治国家进程的认识分析，这对我们当今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很大帮助。【关键词】合理性法法治和谐社会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法治既是一种战略资产，又是一种发展动力；既是一种物质财富，又是一种精神财富。有了法治政府，政府施政和国家强制力才具有政治学和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在哲学和政治学上对法进行合理探讨对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一、在哲学上关于法和社会（政府）的探讨在政治哲学意义上，宪法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物。在政治实践意义上，法制政府就是宪法之义在行政程序中具体体现。18世纪法国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创作了著名油画《苏格拉底之死》，他用高超的视觉艺术手段表现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上的“苏格拉底难题”。苏格拉底深知自己是城邦非正义法律的受害者，但他还是拒绝了众多弟子劝他越狱逃走的建议。他以自己之死践履了他对城邦法律的“约定”：既然已默认要守城邦之法，不管其正义与否，越狱逃走的“失约”都会以欺骗行为败坏城邦的法律及其本有之义。在苏格拉底看来，法律比生命更重要！虽然我们能够领悟到柏拉图终生抱守的“无法律之城邦”之信念的幽深蕴含，但当我们仔细品味它的《法律篇》时，始知他对现实之人性和哲学王之不易得，亦有明智之知，因此，法治之“优次”选择便成为改造城邦的现实手段，这也是柏拉图晚年极力凸显法律至尊地位的深层原因。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政治学》中，反复疏证法治的重要性，终于证成法律是“最优统治者”，“法治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至理，从而使法治不再仅仅停留在工具层面而是进入到本体论层面。柏拉图对法的看法掩映在其带有神秘色彩的政治学说中。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而世间的正义是宇宙理念的体现，它运用于一切人和事，“理性的命令就是法律”，人定法则是理念法的摹本。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不受主观愿望影响的理性，并将自然、法律和理性等同看待。对自然法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斯多葛派则认为，理性是宇宙的统治力量，渗透于万物之中的自然法是“普遍的规律”，是“正当的理性”。古罗马人直接继承了斯多葛学派的理性主义精神，把法分为永恒的自然法（体现理性和正义）和制定法（服从于自然法）。西塞罗指出，自然法的本质就是正确的理性，自然理性是与人类本性相一致的真正法律，它存在和发展于一切文化背景下的人类心灵中，并对所有人都一样，指导着人们应当作什么。到中世纪，西欧大陆虽然出现过研究罗马法的世俗法学家，但在占统治地位的神学面前，法哲学和政治学一样，沦为神学的婢女。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启蒙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以自然法为基础，赋予法以理性的特征，开创了以“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等为代表的法哲学。特别是到黑格尔那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哲学体系。然而，启蒙学者的法哲学理论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的法学理论，虽然他们曾真诚地相信将把人类带进一个理性王国，但是同他们的美好构想相比较，按照他们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政治、法律制度却很让人失望。“所谓平等，充其量不过是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所谓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所谓的契约，不过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法治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9世纪中叶开始，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基本构架。马克思通过对唯心主义法哲学观的扬弃，形成他的唯物主义法哲学观。马克思在成功运用劳动异化理论揭示市民社会异化的本质的基础之上，对立法和执法问题、人权问题、济贫法的社会效果问题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立法和执法不平等现象，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不过是现存关系的保护；另一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立法上的不平等必然造成执法上的不平等的严重弊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的人权，认为资产阶级法律的人权原则依然是奴役人的法律制度，是由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状况决定的。通过这些理论，马克思逐步形成了现实社会关系决定法社会经济关系决定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思想。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人治型价值规范体系向现代的法治型规范体系的历史转型。在这场转型中，我们不仅面临着实现从侧重政治功能的法律向强调社会功能的法律的转变，而且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原理，重新建立起法与人民、国家、社会的正确关系。二、法治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法治的概念、产生和发展法治有两层含义，一是以法而治，用法律来管理，就是要立法，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