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晚于中国戏曲，日本的能乐于13世纪孕育成熟，造就了东方又一个具备强烈写意特征的戏剧形态。能乐表演的形式包括能与狂言两种。后来17世纪初，日本又产生了歌舞伎的戏剧样式。历史演变日本宫廷和民间流传着许多种表演技艺，一类是公元8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的表演形态，如舞乐、伎乐、散乐；一类是在日本民间自由繁衍发展的舞乐形态，14世纪以前流行与日本列岛，如田乐、延年、踏歌。到了平安时代（9-12世纪）末期，散乐逐渐发展成为猿乐。日本民间舞乐里，田乐源于8纪前后形成的田舞，是农民在插秧时节祈求丰收的祭神仪式表演的发展；延年是佛教寺庙里在法事之后进行的余兴表演；踏歌是宫廷里每年例行节事中的舞蹈（后两者也来源于中国）。能形成于室町幕府时期（14-17世纪）。这一时期，在天皇以及掌管统治实权的将军们的提倡想，日本大兴佛教。原来在各个神庙前演出的上述各类民间艺术，开始和佛教活动结合，以各地的寺院为基点，进行综合性演出。一些专业性的戏班逐渐出现，并开始有了艺人的世袭制度。在能的发展进程中，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功不可没。室町时代初期，大和猿乐四大流派之一的结崎座中，著名艺人观阿弥（原名服部清次）脱颖而出。他将田乐、踏歌等技艺要素吸收到猿乐中来，扩展了它的艺术空间，使之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娱乐艺术。能在统治者的青睐下，逐渐由寺院庭院走向将军幕府和贵族官邸，成为其中的正是乐艺，并作为贵族阶层的礼仪、风度训练项目，走进了各项专门的教育科目中，成为隔绝平民世界的特权艺术。经过音阿弥、金春禅竹等名手们的相继改进，它变得越加洗练而精致，随后观世元雅、观世信光等人又进行了新的创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能的演出日益兴盛。此时，能的剧目基本上被固定下来，流派也已经形成，并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制度，长演不衰。能被认为是一种高雅庄重的贵族艺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才开始走向普通观众。狂言的形成与发展能与狂言的区别在最早，能和狂言是相互依存的，二者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能缺少起伏的悲剧气氛，不能不依赖狂言来给予调剂。于是就出现了演出中两出能之间加演一出狂言的习俗。能是正式节目，狂言则是加演的小节目，类似于欧洲的幕间短喜剧。歌舞伎的形成与发展风流舞的鼻祖是著名女艺人阿国和他的丈夫名古屋三郎。阿国把自己打扮成男人的模样跳时兴的冶游舞蹈，并穿插着许多滑稽表演。而这种形式的表演，则成为歌舞伎的开山祖师。害怕引起社会风气紊乱，下令严禁一切女艺人从事演活动。于是一些少年歌舞伎团体又乘兴而起。美少年们在舞台上男扮女装，以女性的娇媚姿态和男女情爱的缠绵悱恻来取悦观众，并以卖弄男性色相、挑逗女性的刺激表演为能事，从而带来更严重的风化问题。于是20年后当局又颁布禁令，禁止一切歌舞伎表演。虽然歌舞伎表演在禁令颁布30年之后又被重新解禁，但附加两个条件：一、由以歌和舞为主转变成为真正的戏剧表演，二、演员必须将前额的头发剃掉。自此以后，歌舞伎艺人开始专心练习技艺，歌舞伎逐渐发展成为严肃的民族戏剧。歌舞伎的发展还受到日本另外一种民族伎乐的影响。17世纪初，擅长琵琶说唱的盲人艺人目贯屋长三郎，和木偶师引田一道，把流行的民间说唱艺术净琉璃与中国经朝鲜传入的木偶戏结合起来，创造出木偶净琉璃这样一种有配乐、有说唱、有木偶表演的新兴剧种，采用三味线乐器伴奏。歌舞伎不仅吸收了木偶净琉璃的许多表演技巧，并采用三味线作为自己的伴奏乐器，同时还继承了木偶净琉璃的许多剧目。舞台特征能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舞剧，具有意识表演的特征。它的剧本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但其基本作用却只是背景铺垫和舞蹈动作的提示。能的情节较为单薄，戏剧冲突也很弱，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古代审美观念的标本。能的主旨不在戏剧行动的呈现，而在于以抒情的方式表达一种情境。作者关注的只是如何组织全剧的故事并他们集中到主角的舞蹈上。演员的举手投足、吐气咬字都遵照既定的规则，并持续一段时间，以便产生一种典礼性或仪式性的效果。能的表演是高度程式化的，他的许多动作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例如，拂泪表哀伤，双手平举手心向上表极大的悲伤，面具向上移表快乐，一只脚向后退表欢乐或惊讶。剧种的许多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气氛、节奏等，几乎全部由演员的舞台动作来进行假定性的表演。能的服装根据朝服制作而成，华丽考究，色彩鲜艳。演出时使用少量沿袭成规的手持道具。道具中以扇子为最普遍，也最为重要。扇子的摆动或者挥舞可以代表月升、雨落、流水、微风拂面等，也可以表现欢乐、悲愤、激动或者平静等种类繁多的情感反应。能舞台上的陈设极为简单。木制或者竹制的台架可以象征山峦、宫殿、卧室或者其他地方，由布置的方式而定。通常，舞台上极少同时出现两个以上的道具，而这少量的一两个道具都各具风格。舞台上不设布景或任何机关装置。能得分类狂言的舞台特征狂言的服装也多为当时人们所日常穿着的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