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贪腐制度，靠谁来建立林火旺2012年7月26日，《南方周末》发表本人第二篇谈论道德教育的文章《贪官不是当了官才贪》，结果读者的批评声音依旧不少。虽然有些读者承认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但还是认为制度应该先行。以目前的社会情境，强调制度先行好像比较容易得到掌声。但问题是：谁来建立制度？也许可以说，人和制度是一种辩证关系，但人还是根本，因为制度不论好坏都是由人建立的，而且能够建立或制定制度的人都是掌握权力的人。如果有权者都贪腐，那如何期待他们建立防治贪腐的制度？如果其中有人不贪腐，但整个权力集团贪腐气氛浓厚，这些清白的人能够不随波逐流而存活下来，并且说服贪腐的多数而制定防贪制度吗？——那个应该先行的防贪制度从哪里来？好的制度往往必须出自好人手中，至少是心存善念的人，因为邪恶的人永远会设立一个对自己有利、对社会不见得有利的制度。孙中山先生推翻贪腐的清朝，制度完全改变，但是中国有立刻变得更好吗？了解台湾现状的人都知道，台湾的民主已经逐渐进入制度成熟的阶段，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台湾可能还处于威权统治时代；美国今天的强大，必须归功于开国先贤的格局、胸襟和视野，才可能建立一个对社会整体比较有利的制度。然而即使台湾和美国都已经具备读者所期待的监督制衡，这些社会就没有贪腐问题吗？因此道德教育不是制度设立以后，才应该进行的后阶段工程，它不只必须和制度的考量齐头并进，更应该在制度不足的状况下先行。有读者认为，我谈的道德教育只涉及个人品格、无关政治制度，但其实不然，西方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是相连结的，政治哲学中所讨论的公平、正义都是道德概念。因此我所谓的道德教育，不只是个人的修身养性，还包括培养个人在面对社会时的正义感，也就是说，它包括公德和私德。当社会的道德逐渐败坏，炫富、拜金主义、笑贫不笑娼的风气弥漫时，一谈到道德教育，国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找答案。以儒家为例，儒家主张人性是善的，而且人人皆可以成圣贤。在这种假设下，社会的道德标准当然会要求每一个人都成圣贤，否则就是自甘堕落。但是成圣贤多难，因此为了迎合社会标准，只好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不是没有人真正朝向儒家的圣人要求精进，但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这个标准过高而放弃。所以儒家的理不是不好，而是陈义过高，不合乎一般人的人性。西方社会大部分的伦理学论证起点则假设人性是利己的，虽然有些学者并不否定人有利他心，然而利他心较弱，所以西方的人性论普遍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心具主宰的地位，我认为这个人性的假设比较合理。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西方对“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个问题的主要论证，是在假设人性是宰制性利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是需要道德。换句话说，西方伦理学要说服的是：为什么道德对自私自利的人还是比较有利。此外，《论语》语句精简、字字珠玑，有结论但缺少推论；而西方的伦理学，重视的是论证和推论。在一个经济主导、普遍利己的社会从事道德教育，我建议以道德论证作为主要内容，这样才比较有机会说服人们：有道德最终是有利的。奉劝从事社会根源性改革的同道，根治人心的事情绝不能急功近利，我们冀望的是一代比一代进步。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生物性本能，所以一个过度重视自己利益的人，仍然停留在人的生物层面；而道德行为往往是对自己不一定有利但却对别人有利，所以当一个人重视道德、懂得关心别人时，其实是一种脱离野蛮而进入文明的象征。如果我们不从这样的道德教育入手，难道要等待那些心存贪腐的人有一天良心发现吗？贪官不是当了官才贪2012年7月12日，《南方周末》发表拙作《HYPERLINK"http://www.infzm.com/content/78451"\t"_blank"防止贪腐，道德教育才是治本之道》，结果引来一些批判声浪，有网友认为我忽略了制度。但是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我并非主张监督机制不重要，而是只有制度不够，道德教育才是治本之道。至于教道德的人士不懂道德，或教者说一套、做一套等批评，似与我主旨无关。我主张的当然是指理想的道德教育：教育者本身是合格的（言行一致）、教导内容是适当的。许多人在批评官员贪腐时，不但疾言厉色、理直气壮，而且好像对贪污这件事痛心疾首、不屑一顾，但是批评者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处在同样的位子、拥有同样的权势，会不会做和他一样的事？就像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如果你也是路过的旁观者，你会不会和那些个被骂到体无完肤的路人一样，视而不见？纳粹德国时期，许多人忌惮于纳粹的凶残而忍辱吞声，甚至见死不救，但如果你生在纳粹时期的德国，你会不会和这些人一样，不顾正义、勇敢的道德呼唤而苟且偷生？你没有贪官的骂名也许是运气好，因为你当不了官；你没有被骂懦弱也是运气好，因为你没有生在纳粹德国；无人指责你没良心也是运气，因为你正好不在小悦悦车祸的现场。这样说不是主张贪污无罪、见死不救不该被骂，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