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胃的优美文章:饥饿的胃饥饿的胃邹贤中从出生、到童年、到少年，我的胃都是受折磨的。很多时候，它们备受饥饿，这一度成为我生计的头等大事。在我没有记忆之前，有无挨饿，我无法知晓，但是根据我的判断，我是挨过饿的。在我有了记忆之后，都还要挨饿，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力是不断提升的，所以在我有记忆之前的日子，想必是更穷的，挨饿就理所当然了。我们南方的主食是大米，而在我的记忆中，主食却是红薯和土豆。我们村庄地处偏僻，人均水田仅为三分，一家四口，也就一亩二分水田。在我幼年时代，还没有杂交水稻，亩产最高不超过六百斤，湖南适合种两季，早晚稻合计最高也就一千四百四十斤稻谷，还需要交皇粮国税，最多就剩下千把斤，如果去掉糠呢?这还是最好的年月，如果是欠收或者收成不理想的年月呢，那就不好说了。父亲勤劳，开荒拓土，种了许多红薯、土豆、花生、豆子。红薯和土豆切成一块一块的，放在米中一起煮。那年月，买不起油，地里的花生、大豆以及山里捡来的茶籽就去打油，只能说，勉强不被饿死。饿，是我童年乃至少年时代的胎记，它们与生俱来。除了水田少，我家的田地还有很大的弊端，那就是挨近村庄中心。人穷，却家家户户养鸡，但是又没谷子给鸡吃。也真是难为鸡了，它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每天出去找虫子，找草茎，找树皮，找一切能吃的吃。整个村庄，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全被鸡刨得稀巴烂。到了稻子成熟的季节，人们即将迎来收获的秋天，而鸡也迎来了它们的春天。它们来到田边，拼命地抢夺我们的口粮。为了保住有限的口粮，我就得和鸡作斗争。父母指令我每天下午放学后坐在田边做作业，只有这样，才能勉强保证有限的粮食不被鸡偷吃。作业做完后，如果天还没黑，我就需要继续守护稻田。只有当暮色四合，鸡归巢后，我才放心地回家。我家的水田并非在一处，就那么一点点田地，都分成了三处。为此，我不得不在做了一阵作业之后，跑到另外两处去看看。如有鸡在偷食，我就大声吆喝，把它们赶跑，然后再回来做作业。还好鸡比较笨，它们习惯于站在田埂上吃下垂的稻穗，如果它们狡猾地躲在田中间，无论我如何疲于奔命，都是于事无补。著名小说家贾平凹有一首诗，叫做《题三中全会以前》，有几行是这样写的：在中国每一个人遇着都在问：“吃了?”这四行诗让人眼睛湿润。我出生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却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严格说，温饱都没有解决。还好，饿不死，只是红薯、土豆吃多了，人受不了。那时的我们，最喜欢的莫过于去走一次亲戚。穷乡僻壤，却好酒席之风，那一天，主人会想尽办法，让大家吃上米饭，菜也足够丰盛，都有猪油炒菜了，可以吃得满嘴流油。所以每当可以走亲戚的时候，大人总想带上一个孩子。大家都穷，不能去太多人，那会被人笑话是来讨吃的，一般都是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我和哥哥都想去，母亲是公平的，让我们轮流去。没去的也不用灰心丧气，湖南的酒席是可以收菜的，大家把汤汤水水吃了，剩菜都打包回来，几种菜混在一起，放锅里热一下，就更入味了。如果菜不多，再切一个萝卜或者其他什么的一起炒，就成了一家人的丰盛生活，相当于过节了。现在的孩子，如果大人说不给饭吃，必定喜不自胜，孩子们都喜欢吃零食，对于吃饭，他们没兴趣，吃饭还需要哄。而我那时候，大人对孩子最大的惩罚就是不给饭吃。如果哪个孩子被父母惩罚没饭吃，在我们看来是极其悲惨的。读小学时，学校离家八里，中午是无法回家吃饭的，就在学校打餐。自己带米、带柴，学校请了阿姨蒸熟，而菜就需要自己带。不带也可以，只是学校的菜昂贵得惊人，我们吃不起。能不带菜的同学，一个班找不出三个。带菜有很大的弊端，热天容易馊，冬天又凝固成团，米饭有限的热气，根本无法化解菜的寒意，只能将就着吃。就是这样的饭菜，大家都如获至宝。为了方便，老师把八人分为一组，每组定一个组长，组长负责去饭堂端饭。饭用四四方方的铝盒蒸好，在端之前，自有饭堂工作人员用餐刀划为八块。端饭是一个辛苦活，热天能把手烫得起泡，就是冬天，也需要带上几张纸隔热。能做组长的人，大多是长得牛高马大、一脸凶相，否则在乱如战场的饭堂，怎能抢到属于自己一组的饭?组长抢了饭，就飞奔到教室里，组员们早就在教室里等待，组长的饭还没放下，已被众人团团围住，活像一群饿极了的狼。组长时常要发飙，大家才稍微退却一下。餐刀划过的八份饭并不是绝对标准的，每次都有大有小，组长有绝对的第一享受权。只见组长把筷子往他满意的一份饭上一插，其他同学见状，一声大喝，筷子叉子七上八下，往自己心仪的一块饭插去。谁先插到，就是谁的。这是学校的规矩，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言。等到饭全部打到各自的碗里，战争才算结束。时至今日，我想，之所以让大家哄抢，还是源于穷，源于饿。太穷了，根本没有零食吃。饭也不多，二两的样子。孩子是吃长饭的，这点哪里够?所以只能尽可能去抢最大的那一份。“开饭了!”这句话是学生时代最大的期待。如今想来，还感到心酸不已。曾有一日，一个组上两强相遇，同时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