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后，主流(zhǔliú)政治与主流(zhǔliú)文学就有意识地把文学与时代、政治、经济、党、人民联系起来，正面树立与反面批判同时进行。正面树立典型，领导讲话与文件传达；反面则从创作、理论、队伍方面进行甄别。大的文学运动：第一次文代会、对《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反右、反右倾等。针对诗歌也有特别的要求。一、社会文化环境当代中国诗歌的第一页，是与中国历史的新进程一道揭开的。首先对“生产”出当代中国诗歌的社会环境的认识。1、大众心理：战时文化心理虽然处于和平建设时期，但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战时文化”和思维模式，并没有一下子转换过来。1949年以后，具有农民色彩的思想文化，开始取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文化。具体地说，“根据地”的思想意识，逐渐占据了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被全面贯彻到社会、文化、学术与艺术的各个领域。在当时，为理想而献身的青春热情，被引导为社会生活的主调，它极大地影响着公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新诗很容易获得一种历史上少有的欢乐情绪。将“工农兵”确定为历史主角的新中国，也要求诗以“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fúwù)，尤其是为政治服务(fúwù)，要求它在与“过去”告别的同时，跟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步伐。这一切预示了，当代中国新诗的基本面貌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2、要求作家思想“转弯”：用大众的文艺形式反映新时代的工农兵吕荧：《新的课题》：“在这个新时代，文艺工作者面临着新的现实和新的创作课题——表现人民的课题。”茅盾：《为工农兵》“为工农兵。就是说：文学和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说：诗歌、小说、绘画、音乐等，要描写工农兵，以及工农兵干部，要表现他们(tāmen)的思想情绪。”这些意见代表着政治局权威层面的“声音”，代表着日益强大的社会舆论导向。3、诗歌随时代而动第一次文代会不单确定了新诗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更是营造了新诗创作的时代性“语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从50年代到70年代，新诗发展的每一步，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一系列“运动”痕迹。1957年以前的诗歌创作，以经济(jīngjì)建设与和平的题材为主，“颂歌”的气象虽然有所初露，但作品的格调仍然是宽松、祥和的。1957年、1958年、1959年是诗歌大批判的三年，不仅批判的对象反复变动，《诗刊》编委会成员经常被调整，而且目标也时常变化。——先是号召“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继之是批评“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倾向”——接着又出现了情绪浪漫而夸张的“大跃进民歌”1960年到1962年的诗界，开始强调重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但这一艺术的自觉和清醒，又为更加激进的诗风所淹没。二、诗的路向的选择在这一时期，在诗歌理论和实践上，诗歌界最关心的不是诗的“本体”问题，不是诗的语言问题——在这方面，没有出现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被反复阐述和强调的，是诗的社会“功能”，以及诗的写作者的“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的规定。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还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被经常引用。合乎规格的创作主体(当时使用最为普遍的概念(gàiniàn)是“抒情主人公”)，应该作为阶级的、人民集体的代表出现。诗的这一性质、功能的规定，在五六十年代，衍生出诗体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强调从对写作主体的经验、情感的表达，转移到对“客观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的“反映”，而出现“写实性”的诗。诗在“传来了城市、农村、工厂、矿山(kuàngshān)、边疆、海滨各个建设和战斗岗位上发出来的声音”，被作为诗歌创作的成绩加以提出(袁水拍：《〈诗选1953.9—1955.12〉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一是直接呼应现实政治运动的要求，则产生了当代的“政治抒情诗”。支持这种诗体模式的，是强调感情抒发的浪漫主义诗观。在诗的路向选择上，很多诗人现身说法。在1940年代后期,左翼诗歌要求诗和激荡的社会生活有更直接联系，在情感和语言上打破“个人”的狭窄范围，成为诗界的强大潮流。解放区诗歌的影响日见扩大(主要指以民歌作为创造的基础，表现农民社会变革的叙事诗，如《王贵与李香香》、《赶车传》、《死不着》等)，一些原来对左翼诗歌有所批评的重要诗人，其艺术思想趋于激进。1948年，朱自清认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为主调的”——这不仅指诗的一种“格式”，而更是指诗人在处理语言和现实上的立场：“‘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朱自清：《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