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新气象2012年10月9日来源：财经网作者：唐启华清末屡次对外作战失败，被迫签署一连串条约，丧失许多领土与主权。列强在中国拥有租借地、租界、铁路附属地等“国中之国”，还掌控着海关、邮局及重要铁路、矿场。当时中国先后与英国、法国、美国等18国订约。这些“有约国”皆享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加以“无约国”人民来华均需请求有约国领事保护，归有约国领事裁判，于是凡在华之外国人，均在中国法权管辖之外。北京外交团监督清政府执行各种条约义务，中国受列强相当程度的联合宰制，有所谓“半殖民地”之说。清末虽然努力推行新政，想借立宪与法制改革、建立新军、推动新式教育、铁路及实业建设等，振衰起弊，挽救危亡命运。但内外本已矛盾重重，新政又引起许多新的冲突。辛亥革命爆发后，各方都不愿看到因内战延长而侵及外人利益，给列强提供干涉借口而丧失更多权益。列强基本上行动一致，维持中立不介入的立场，但乘机攫取更多特权。四面荆棘当时的远东地区，以英国为首的“英日同盟”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军事势力。英国在华经济利益最大，在对华贸易及投资中均居第一位，又控制中国海关，并组织“国际银行团”，与列强联合垄断了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再加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时担任外交团团长，英国在列强中居马首地位。袁世凯在清末主持北洋新政，其开明大吏形象甚获英国青睐。革命爆发后，袁氏东山再起，立即获得不少英国友人（如泰晤士报特派员莫理循等）的协助。朱尔典认为袁氏有实力、能力与声望，可望得到各方支持早日安定局面，诚为维护列强条约权益及贸易利益的最佳人选，遂建议伦敦主导在华列强全力支持袁世凯。朱尔典在北京劝诱清政府将各种权力交给袁氏，并在北洋军攻占汉口、汉阳后，主导南北停战，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举行南北和议。南北和议的重心在于国体问题，列强支持清政府施行君主立宪或建立民主共和。当时日本大力支持君宪，希望列强介入维护清政府，朱尔典则主张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国体与政体，私下则支持袁世凯取得政权。袁氏得到各方助力，以优待条件劝诱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除表示赞成共和、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还表示“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让中华民国完全继承了清朝，取得对边疆地区的合法统治权依据，成为奠定五族共和的重要基础。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外交局势十分复杂棘手。袁世凯在清末主持过外务，对外交一向用心，手边有一批外交人才，又重用陆徵祥，全力与列强周旋。革命军在光复武汉后，即发布对外宣言，承认清政府签订之条约及外债，保障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以避免列强介入支持清政府。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再宣布尊重列强条约权益。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也向列强保证条约权益不受影响。列强想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决定一致行动，要求新政府承认各国在华由条约及惯例所获得之一切权利和特权，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华民国之先决条件。美国则声明：各国一致行动，以不拖延对华外交承认为限。1913年4月8日，正式国会成立，5月2日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墨西哥、古巴、秘鲁、巴西等随之承认。其他各国于10月6日，在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后，先后承认。10日袁氏就职时声明：一切清政府与中国临时政府对外缔结之条约合同，均为有效，外国人在华因成例所享之权利，亦切实承认。当时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枯竭。革命前夕清政府即与国际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等借款，尚未支付清朝已灭亡。民国肇建之后，银行团又与袁世凯政府商谈善后大借款条件，除高额利息、手续费，还提出银行团对中国未来之所有政治性借款有优先应募权、聘用外国专家监督中国财政收支、整顿盐税等严苛条件。1913年初美国宣布退出国际银行团，并表示将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才使借款条件稍稍降低。4月合同订立，不久成立盐务稽核所，由英人丁恩担任会办。辛亥革命期间，因革命军控制部分通商口岸，清政府之海关监督离职，列强借口保障各国政府及债权人权益，与清政府签署协定，规定关税收入直接交给总税务司，存入指定的几家外国银行，再依外交团决定之优先顺序，支付赔款外债。这个权宜办法虽然维持了中国之国际债务信用，也让海关总税务司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只是中国政府的公仆，还受命于北京外交团，优先维护外国债权人的利益。边疆之危民初边疆问题棘手，外蒙古及西藏都宣布独立，袁世凯要求蒙、藏取消独立，与俄国及英国艰辛交涉。清廷也曾因感受到俄国在北部边疆的野心，加强对外蒙古的联络，以巩固在蒙势力。但因推动各项新政增加了蒙民负担，鼓励汉人移民侵及蒙人利益，引起蒙民疑忌，加上俄人从中煽动，蒙古王公已有独立之图谋。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给予俄人种种特权。袁世凯政府强调五族共和，劝蒙古取消独立，并派陆徵祥与俄使谈判。1913年11月，两国签署协定声明文件，俄国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