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曾在日本享受海外特权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英、法、俄、德、日等国凭借其船坚炮利，通过数次对清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特殊权益。凡中华儿女，只要一提起这些，莫不咬牙切齿，痛恨不已，“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然而历史有时却近乎在开玩笑，饱受列强特权欺压的大清国，居然在日本和朝鲜曾经也有过领事裁判权，甚至在朝鲜还有租界。在日本：从唐通事到领事裁判权第一个给予清王朝特权的国家，就是日后使中国吃尽了苦头的日本。这个历史事实，日本碍于自尊不愿提，中国出于政治考虑也不愿提，因此长期不为人知。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发表演讲《实践与组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甲午之前的日本，还是一个非常积弱的国家，外国在日本都有领事裁判权。当时连庸懦无能的满清政府派驻日本的领事馆，也同样享有此项特殊的权益。日本人和我国在日侨民发生纷争，如果是日本人违法，我国领事馆就可以直接将该日本人逮捕、处罚。”这段话，道出了甲午之前中日两国关系的实情。中国人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由于内乱，大量中国人逃亡到日本，为了便于管理，1640年，日本政府任命华侨中较获人望者数人为“唐通事”，全权负责华侨社会的治理，举凡商品价格之决定、客商之取缔监督、劳工雇佣、华侨间纠纷之裁判及执行等，统归其管理。唐通事甚至还有自己的办公场所，称为“通事会馆”。后来，唐通事逐渐变为世袭，而不再每一任都接受日本政府的任命，这种制度也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唐通事制度与领事裁判权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主要在于唐通事由日本政府任命，与户籍所在国并无瓜葛，而领事则由户籍所在国派出，代表了一国主权在国外的延伸。但唐通事制度与领事裁判权制度依然有很大的相似性，最大的一点就是，唐通事与领事都拥有对本国侨民的司法裁判权，都可以按照本国的法律与习惯，而不是所在国的法律来进行判决。1853年日本被迫开国之后，对外国人的仇视和防范逐渐加深，同时现代主权观念也开始萌发。1867年，德川幕府命令中国人到管理局登记国籍。居留于横滨的中国人，向幕府联名申请建立由中国人管理自己国家国民的会议所，最终获得许可，这就是1873年建立的横滨中华会馆。凡华侨之间的事务，概由中华会馆处理。在大阪与神户，华侨在1875年之前即成立了福建公所、广东公所、三江公所等自治机构，1893年，两地华侨消除成见，建立了神阪中华会馆，统一管理两地华侨。另外，1874年，日本神户外国人居留地（相当于中国的租界）行政局成立，规定由瑞典籍侨民担任警察署长，以广东籍华人六名担任巡查。之所以要由广东人担任巡查，是因为广东籍华侨在当地外国人中势力最为庞大。在函馆港，日本政府于1874年开始登记中国人户籍，1875年，函馆开拓使厅（相当于市政府）雇用广东香山县人黄宗佑为翻译官并管理华人事务，黄在此职位上一直干到1897年。中国在日本获得真正的领事裁判权，是在1871年《清日修好条规》签订以后。1870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鉴于中日两国之间因没有条约，给两国人民商业往来造成很大不便，于是前往北京，向清政府提出缔结“修好条约”。然而清政府因为深受不平等条约之苦，对订约问题比较敏感，以“只要双方互存信赖，则无缔约之必要”为理由予以拒绝。而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则力主修约，在曾、李二人的积极推动下，1871年9月，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了以中方提出的文本为基础的《清日修好条规》。条规共十八条，如规定“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即领事），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就这样，两个饱受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侮辱的亚洲国家，互相承认了在对方国的领事裁判权。从1872年到1886年，中日两国相继在对方境内设立领事馆。清王朝在日本的领事馆建立以后，各地有华侨户籍的日本官府都陆续将华侨户籍移交给中国领事，华侨登记户籍时所收取的牌籍费，也由各华侨公所或会馆收取后上缴一半给领事馆充当办公费用，而不再交给地方官府。“户籍的移交，即意味着对华侨的管理权也一并移交，也就是说对华侨的司法裁判权，也一并移交到中国领事的手中”。在日中国人触犯律令或发生纠纷不再受日本法律的制裁，而由驻日领事根据清朝法律定罪。但清朝领事的裁判权，不只限于大清国民，也可以及于日本人。1879年，两名日本人因与华人发生诉讼，被清国驻神户兼大阪领事刘寿铿拘押，日本兵库县知事特为此事照会刘寿铿，要求释放。至于中国领事因审案传讯日本人，更是常有的事。华侨与日本人之间有关债务、租赁房屋等方面的纠纷，往往也由清国领事进行判决。由于拥有司法审判权，中国领事馆在人员配备及建筑上不得不体现出多种职能。在神户兼大阪领事馆三名师爷中，就有一个刑名师爷，十一名人员编制中，有两名是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