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慑贪官，更要消除庸官——预算公开的范围和误区预算公开不等于“三公”公开。“三公”预算仅仅是整个公共财政预算的一部分。“三公”预算指标能够反应预算主体的清廉品行，但无法考察预算行为本身的绩效。公共财政预算不仅要物尽其用，更要做到物尽其效。行政行为不仅表现为清廉，更要实现其预期目标。在对行政机关“三公”进行公开同时，我们不要忽视行政效率和效果问题，而这才是公共财政的关键所在。庸官和贪官尽管都是需要通过考核剔除的，但相比而言，庸官的危害不比贪官小。预算公开不仅仅识别、打击、预防贪官，更要考核、预防、剔除庸官。“三公”公开能够识别贪官，预防腐败，但无法识别庸官，无法考核公共预算行为的绩效。公共财政的目标，在于实现公共利益，满足公共需求。公共财政预算具有配置社会资源，实现宏观经济调控，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公共财政预算，要实现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法律效益、社会效益的共同促进与和谐统一。公共财政预算不仅包含经济效益中的降低行政成本，减少行政浪费，预防腐败的内容，更要关注预算行为本身的绩效，即是否实现预期目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法治昌明等的目标。实现了上述目标，预算行为就具有绩效，否则就不具有绩效，其后果不次于浪费和腐败。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和决算，要兼顾各种公共利益。预算反应计划方案是否合理、有效，决算反应了预算的执行情况。通过预算和决算，公共财政的一个运转周期完成，通过预算和决算对照，可以核实是否物尽其用，预算草案是否获得有效落实、执行。但预算至此并没有结束，还要考核预算的绩效，即是否物尽其效。考核的指标就是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经济效益，强调预算行为是否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是否得以实现、经济是否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前期突出经济问题是否得以缓解和有效解决。如房价调控是否富有成效、保障房的建设是否得已落实等。政治效益，强调预算行为是否有助于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是否满足群众的政治预期，是否提高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是否有助于我党的长期执政，是否有助于化解政治风险。社会效益，强调预算行为能否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缓和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能够有效解决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的教育等问题。法律效益，强调预算行为是否有助于提高法律的权威，是否有助于中国法治建设，能够保证法律遵行的效率和效果等，是否有助于解决当前突出的法治建设难题等。目前我国预算公开比较关注的是“三公”消费的公开问题，三公预算、决算指标，能够反映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浪费和腐败问题，所以引起媒体和群众关注。公开三公预算指标，能够反映政府清正廉洁的自信，便于群众的监督和对政府的信任，缓和社会矛盾，更有助于行政行为的有效运作。其突出意义和效果毋庸置疑。但我们在关注三公指标、对浪费和腐败同仇敌忾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公共财政的绩效问题。贪官固然猛于虎也，庸官同样破坏性斐然。庸官与贪官无必然联系。一个贪官可能是个精明能干的人，而清官也可以是否能力低下之人。考核官吏，既要看其是否清正廉明，也要看是否能力超群。政府承担公共管理职责，拥有公共管理职权。公共财政预算是政府公共职责和职权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因此公共财政预算不仅能够反映政府是否清廉，更要反映是否全面、有效履行公共管理职责，实现预期公共管理目标。“三公”预算指标突出和放大了政府清廉的一个方面，但也同样容易使民众忽略绩效的一面，而这却是更为关键的一个方面。仅关注三公预算，则是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