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编辑文化在数字出版时代的传承论文一、编辑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认为“地球上古文明国家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这是“四大文明古国”概念的早期雏形。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很多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一般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文明的贡献。但是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即梁先生所称“小亚细亚”)，皆在战火中灰分湮灭，漫长华夏5000年历史中，历经战火和政权更迭，中国的许多方面都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中华文明却始终延续，所以中国是最古老的且持续存在的文明。作为文明的载体文化，文化的载体是书籍，负责编辑书籍的编撰官在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世袭王朝政体下，始终承担者书写历史、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东方民族作为世袭的农耕部落聚合的社会，较之西方游牧民族聚集的社会体系，其生活节奏和环境的稳定性，更有利于对书籍的编撰工作，所有文化的传播，公民的教育多借助于书籍实现。千百年来，先贤学者从文、史、哲、经等传统学科入手，对这些经典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博大精深的研究，但从编辑学视角着墨的不多。原因无它，因为编辑作为一项工作是古老的，而成为一门学科则是新兴的。在《词源》中对编辑的释义为“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编辑”一词最早出现在《魏书?李琰之传》：“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缉。”后在唐真卿《〈干禄字书〉序》：“不揆庸虚，久思编辑。”和宋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也有出现。但是仅以“整理、加工，编成”解释编辑，不但未能涵括近代以来报纸、期刊和电子出版物出现后的编辑工作的全部意义，也淹没了浩瀚历史长河中诸如孔子、司马迁、班固等大师的历史贡献。其中在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中，古代国人体现了三个阶段的编辑智慧：①堪称编辑学“元理论”的“述而不作”与“以述为作”;②展现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气度的“会通古今”;③肯下硬功夫的“分类编目”。二、传统编辑文化传承的现代意义1、入行之初“述而不作”“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原文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意为只是继承延续，不创造发明。这种态度最适合于初入编辑行业的“天子骄子”们，现今大学教育强调程序和范围，在既定的范围内按程序选修足够的学分，即达到毕业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处的产品往往千人一面，缺乏新意。即使借助互联网等科技手段，信息爆炸时代吸取知识、信息，但不可否认，我们的年轻同志所宣称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章节化、断面化信息的堆砌，缺乏系统的梳理与规范。对于行业内的新同志在明确编辑要求的基本技能后，面对大量的、系统化、专业化的文章，应保持吸收、为我所用的态度。作为《论语》的作者，孔子最早对编辑及其对象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位。编辑面对编辑对象时，最主要的职责是“述”，而不是“作”。正如有论者所说，“所谓‘述而不作’即尊重史实，保持原来的文章，不无根据地想象乱编”、“保持原作的文辞，不随便添加己意”。年轻同志们应该有海绵的精神，以吸取众家之长为首要任务，暂时无需“激扬文字、挥斥方遒”。2、谋求发展“以述为作”当编辑的本专业知识达到相当的积累和沉淀后，自然会基于成熟的世界观、价值观，按照现行规范自觉的、有目的的进行策划、选编、加工、定稿、校对等一系列行为。这是作为从业人员，编辑初步具备了对社会文化的选择、积累和创新，同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对编辑文稿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塑造。现今编辑从业者工作的平台逐步从书刊、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介转向电子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兴起，使得编辑的客体和对象更加丰富和复杂，给编辑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于是，当今报刊、网络将编辑主体性无限放大，编辑不叫编辑，而是冠以“策划”、“主持”、“版主”等，把编辑工作当成“包装”工作，对原创性作品任意“装扮”，以适应市场所需。还有一种现象，正如编辑家崔道怡所言，“近年国情民风，求名胜于务实。编辑无名，不甘冷落，顺应潮流，改弦更张。对一般作者，是‘老爷’和‘老板’，把稿件予夺当交易筹码;对名家大腕，是‘清客’与‘掮客’，在精神产品商业操作中逐利求名。”由此观之，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编辑是否应该稍稍回归到正常的编辑职业定位，以“述”为“作”，特别要对于文学家、艺术家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形象，持尊重的态度，不要随意改削，弄成千人一面、时髦媚俗，以迎合大众商业消费潮流。3、初露峥嵘“会通古今“会通古今”对于现代编辑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会通”仍然是成就编辑大家的必由之路。处于信息时代的出版传媒行业，价值取向强调“精”和“杂”两个极端方向。通常对于非学术类编辑家为“行家”，对政治类和专业技术类编辑家为“专家”。不管是要当好“行家”，还是要做好“专家”，都要求现代职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