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挑战作者：时间：2011-11-21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两个“囚徒”都是理性人，都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但由此得到的纳什均衡却是一个非帕累托最优的不合作解。“囚徒困境”的这个结果，意味着经济学逻辑体系的不合法。“理性”带来“效率”是经济学逻辑体系最基本的预设。但在“囚徒困境”中，经济学的这个逻辑假设是“自相矛盾”的。“理性”不仅没有带来帕累托最优，而且恰恰成了非帕累托最优产生的原因。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逻辑前提不自恰！意味着你不能用原来的理由给你后面的逻辑演绎规定前提。原来的理由是“理性”可以给每个经济人带来更好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才把“理性”作为整个经济学逻辑推理的前提。但现在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理性”也可以带来不好的结果。那你的整个逻辑前提不是不合法了吗？也许有同学会说，“囚徒困境”只是个别的、偶然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理性”还是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的；我们能不能“宽容”一些？把“理性”假设的条件放得宽松一些，这样不是就不至于对整个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构成威胁了吗？但我要说，如果你们对形式逻辑有基本了解的话，你们就知道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无法证明这样的“偶然”是不是还会发生，你怎么来证明它真的只是“偶然”？如果你真的能够证明这点，那也说明你原先的假定不是你推理的前提，它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前提，因此你必须修改这个前提。而如果原有的逻辑前提被修改了，那么原来你根据这一前提做出的所有逻辑推论都必须重新加以修改！因此，要么你必须把一个逻辑过程推到它的极至，从这个起点上构建你的整个逻辑体系，这叫“逻辑演绎”；要么你必须用枚举的方法来证明你的逻辑前提是没有反例的，从而以它为起点来构建你的整个逻辑体系，这叫“逻辑归纳”。但逻辑归纳的要求就是不能出现反例，否则就是逻辑不自恰。按照波普尔的说法，反例就意味着原有逻辑体系的证伪。这叫“一票否决”，没有“宽容”的余地！逻辑就必须这么严密，否则怎么叫人信服？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囚徒困境”给传统经济理论带来的挑战。超越“囚徒困境”的困境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图克教授，在一次例行讨论会上，为了解释一名学生提出的理论，随手在黑板上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囚徒困境”。这名学生呢？则是纳什，当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他提出的理论，后来被命名为“纳什均衡”，并使他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囚徒困境”早已僭越它的“主人”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一个人可以不知道这个博弈后面的“纳什均衡”以及它的数学描述，但是他不得不停下来思考这个案例本身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如果每个人都依据“理性”的决策原则，那么人类合作何以可能？人类社会何以可能？1950年代以后，涌现出大量有关“囚徒困境”的研究文献。一个似乎有希望的解决方案是，把一次性的“囚徒困境”视作多次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则人类的“理性”能力，包括试错、学习与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许可以导致博弈双方的合作。但也不是在所有场合，它还要依赖许多严格的条件。即便如此，我认为在逻辑上还是存在问题。因为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挑战的是“单次”囚徒困境，你现在用“重复”博弈来替代“单次”博弈，事实上已经偷换了前提。从逻辑上看，它不具备论证的合法性。因此，要使经济学摆脱上述困境，你就必须证明单次囚徒困境可以求得合作解。不过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在传统的“理性”范式下，这个问题是可以或者有希望解决的。超越单次“囚徒困境”的思路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为解决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个思路很简洁：突变产生出有利于合作的行为，合作导致了合作剩余；合作剩余增加了这类行为的生存适应性，从而有利于这种行为被自然和环境所选择，使行为人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一种稳定的道德偏好；而道德偏好一经形成，就突破了博弈者原有的策略集合，打破了完全按自利原则推演出来的“纳什均衡”。就这么简单！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所做的博弈实验证明，在具有同情心的条件下，囚徒困境完全可以有合作解。（该文献正由汪蓉同学翻译）其实，我猜测可能不仅仅是同情心，还有诸如正义感、愧疚感、宗教信仰等社会性情感，都可以在囚徒困境条件下诱导出合作行为。来源:人大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