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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民工权益的经济学民工权益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少地方民工权益频频受到侵犯。“三农问题”无疑是中国最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进城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则是三农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一、农民工流动的经济学着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着名的“二元结构模型”中阐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潜在失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以及原因。他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一文中指出,大量失业人口由农村涌向城市的原因是:城市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教育的发展使得年轻人进程势头更为猛烈;社会发展和福利开支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使得城市更具有吸引力。费景汉和拉尼斯则指出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供的大量剩余产品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先决条件。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依据的“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难以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与就业不足和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矛盾。因此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尽管城市存在严重的失业,准备进入城市的人们仍然可以做出合理的决策。根据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是预期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促使人们做出进入城市的决策;农村劳动力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回到现实中,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恰恰证明他们的行为是理性的。以安徽省六安市农村为例,耕种一亩农田按全年水稻、油菜两季计算,毛收入为680元,而各种成本合计570元,收支相抵后农民耕种一亩田全年收入为110元,这些还不包括农民自己投入的劳动成本,一旦遇到旱涝灾害的话,这110元也难以保证。外出打工的话尽管有些风险,每年算下来大致也可以获得3000来元的纯收入,这显然要比种田划算的多。有些农村年轻人编了这样的打油诗:“打工确是苦又难,权益保护是哪般?民工虽洒血和汉,总比在家只等闲。”由此可见,农民外出务工总比呆在家好,但民工权益在现实中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二、歧视民工的成本问题从表面上看,民工受歧视、不公正待遇的成本由民工这一群体直接承担。作为城市最底层的农民工,他们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利经常受到侵害,这种侵害在现实中也让整个社会付出了代价。现实中民工受到歧视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就业歧视尽管一些地方取消了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控制与行业、工种限制,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不公正待遇。如一些城市硬性规定企业用工先招城镇居民后招收农民工,限制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比例,对于民工就业变相收费。城市公共就业服务和政府举办的劳动力市场不向农民工开放。我国北方某300万农民工就业的大城市居然不允许存在农民工可以进入的劳动市畅一些城市即便自发形成了农民工劳动市场,有关部门不是去帮助完善,而是予以取缔!2.就业中的农民工权益问题这表现在大量用工单位不与农民签定劳动合同,劳动条件极为恶劣,职业博工伤事件屡发生,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十分突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不仅在民工集中的沿海发达地区存在,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也普遍存在,而建筑业、采矿业以及一些中小企业拖欠工资问题表现的更为突出。有的建筑业包工头工程完工后拒发工资,有的拖欠工资发给回家路费,有的甚至连路费也不给。有的企业平时只发给民工基本生活费,把大部分工资挪做他用,并寻找各种借口克扣民工工资。如果民工对此不满意选择离开的话,几个月的工资也就拿不到了。“欠钱的是老子,讨钱的是孙子”,有时讨上数次甚至十几次也没有结果,有关部门也往往以民工没有签定劳动合同为由不予受理。这当然也与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有关系,但更多的是农民工要签劳动合同而老板不愿意签。有的政府部门甚至包庇拖欠工资的老板,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工不得已只有采取集体罢工、群体上访等办法。很多人感叹上告无门,孤立无援。3.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歧视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办中小学对民工子女乱收费,交借读费,小学每学期200—500元不等,除此之外还要交纳一次性的赞助费,小学一般1000多元,初中甚至达几千元,否则就以学生名额已满拒收。二是有关部门对于民工子弟学校采取不承认,排斥甚至扼杀政策。北京市15万民工子女中有八九万人就读于这种简易的民工子弟学校,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却采取措施试图关闭民工子弟学校,尽管在学生家长的抗争以及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大力呼吁下暂时地得以保留下来。但在2003年春夏之交,某区有关部门以抗击“非典”为由将该区内几十所民工子弟学校一律关闭,很多学生被迫返乡甚至失学。4.对于农民工的系统的制度歧视在现行制度安排下,不仅在社会保障、住房、户籍等方面对于民工进行歧视,一些民工被当成了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因素,成为被强制审查收容遣送的对象,这对于农民工的人身权利构成了极大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