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与书法境界——2010年6月接受《中国酒文化》主编访谈时的谈话（录音整理）王岳川一书法文化与酒文化有不解之缘书法是一种奇特的艺术。比之绘画，它显得抽象得多。在挥毫泼墨之间，但见横笔勾画、欹侧变幻、章法纷呈；篇章既成，临赏之下，或苍老劲健、沉郁淋漓，或端劲高古、容德皆备，或超逸入神、雄健清新，乃至淳淡婉美、妍丽温雅，甚至意气赫奕、光彩照人如此等等，气象各别，将书家的人格气质，以及执笔当下的心情体会统都展露无遗。古时，“琴棋书画诗酒花”并称，“书”尤其和诗画相类，都是文人雅士借以传情达意的工具。不过，书法创作讲究颇多，无论幅式、章法、布局、题款都各有要求，而且如果文字内容不是即兴创作的话，对应的字体也须有一番拣择。可以说，好的书法作品集结着太多的因素，但创作的过程却又必须是一气呵成的。对此，古人常喜酒后作书，可见酒和书法的天然相洽性。中国的酒文化和艺术创作，尤其是书法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能激活灵感，使人放下日常生活中的人格面具，忘掉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功名利禄，以及其它世俗的东西，还己一个本真的状态。而这恰恰是书法创作的佳境。二书法与酒结合的历史源远流长酒和书法的结合，最早可以推及到铸造酒器的时候：在西周时期，酒器里的铭文，就是两者最初的结合。如商代晚期有一件有关酒的青铜器，其铭文共23字，现藏山东荷泽市文化馆。而作为酒具的大孟鼎，其铭文笔法秀丽雅致，为金文中属于上乘之作。及至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微醺作序，方才在彼此缠绕的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旷古烁今的佳话。公元353年，在会稽郡山阴县兰亭，以王羲之为首，有一个文人的聚会。当时正值三月三上巳节。这是古已有之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到河里沐浴或在水滨举行宴会等活动来消灾祈福。古代文人十分注重行修禊之礼，《论语·先进》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赞美了这种徜徉于山水之间，使胸襟敞开，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和谐。“曲水流觞”是上巳节中派生出来的一种习俗。暮春时节，大家在祓楔仪式后，坐在水渠两旁，在“曲水”的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以此为乐。王羲之的这次兰亭聚会，突出了吟诗论文。恰逢暮春时节，气候宜人，春光明媚，名士咸集，曲水流觞，那种诗情画意，人和自然的完美结合是何等惬意，不难想见。当时，王羲之负责为作好的诗写一个总序。他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游目骋怀”，“信可乐也”，不觉酒至微醺，就是在这种微醺的状态下，他拿着蚕茧纸、鼠须笔，写出了千古传颂的《兰亭序》。时值暮春之初，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行流觞曲水，一觞一咏之乐。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了。诗人骚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感到人生与自然相合相契的快乐。在“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清丽景色中，王羲之微醉命笔，畅叙幽情，写下这清逸秀婉、一片神机的《兰亭序》。《兰亭序》（神龙本）表达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确实非常精道——用笔神骏，铁划银钩，八面出风，性情张扬，而笔法则是内敛的。《兰亭序》写出了聚会的盛况，从生之快乐切入，继而由乐生悲。最初下笔写得还比较端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当写到中间部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心情豁然开朗。但是写到最后：“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真可谓前欣后悲，悲欣交集。就书法而言也呈现出前松——心情宽博，前楷规范；而后紧——行距加紧，墨涂加多，笔势转快，更近乎一种心书，把王羲之那难以慰藉人生丧乱之痛表达出来，将魏晋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痛苦表达出来。从前面的极大的快乐——欢言、欢聚、欢饮到后面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极大痛苦，再到后面的“悲夫”，把人的痛苦，全部表现了出来。气脉贯通、生机勃勃，自然而然、一气呵成，毫无造作、一片天机。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公元353年，才50岁，已然思虑到天命、死亡的问题，表现出王羲之精神世界的高迈对书法世界高迈的不可分性。相传,王羲之酒醒之后,拿出这幅字，也不禁喟叹，“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随后“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可见，“天下第一行书”的诞生里融合着多少偶成的天机，其中，酒的作用尤其显得不可或缺。没喝酒，再写一遍，写出来的字就没有神采了，面目呆板，没有了昨天的光华。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酒，王羲之创作不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酒是灵感的触媒体，是艺术创作之母，也是让书法家脱离人格面具，达到真血性、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