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六體」的文獻解讀~兼談中國古地圖測繪技術or從「製圖六體」的文獻解讀談中國古地圖測繪技術or從幾則文獻的解讀談中國古地圖測繪技術「語言先於理解，又後於理解，即理解後有了新的語言或新的理解方式，對自然的科學理解自不例外..」，不足的歷史文獻、天馬行空似的主觀臆測解讀，科技史有時反而成為理解古代科技的障礙解讀「製圖六體」波瀾未平地圖測繪是就HYPERLINK"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o"自然"\t"_parent"自然、HYPERLINK"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o"社會"\t"_parent"社會HYPERLINK"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o"經濟"\t"_parent"經濟等地理現象，選出合於用圖目的的部分，經過調查、測量定位後，以圖形符號配合文、數字註記呈現於圖上，是門相當古老的科技。在中國關於測繪的記述，《史記．夏本記》上說夏禹治水：「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準測高低，繩量距，規畫圓，矩定直角。禹治水成功，使夏朝進入盛世，各部族領袖向大禹進貢，禹命工匠將九州山川、草木魚獸、道路分布的情形鑄上九鼎，《尚書．禹貢》是中國第一篇區域地理著作，成為後代許多地理學者徵引考釋的對象。《晉書》記載，在夏、商、周三代，已有「地官司徒」職官，專司管理全國地圖。春秋戰國時代，《管子．地圖篇》、《孫子兵法．地形篇》都強調地圖應用在軍事上的重要。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畫地圖、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木片地圖相繼出土，經過研究比對，證實秦漢之際，地圖測繪技術已達相當水準。西晉裴秀（224－271）因為主持編修《禹貢地域圖》，他於此圖集的序文中提到繪製地圖必須遵守的六項原則，後人稱為「製圖六體」，這些原則總結來說就是現代HYPERLINK"http://163.17.79.102/%A4%A4%B0%EA%A4j%A6%CA%AC%EC/Content.asp?ID=74654"地圖學所論述的比例尺、方向和距離3個要素。這六項原則首次有系統的出現在古籍裡，為構建中國傳統製圖學理論樹立了一個標竿，裴秀也因此在中國和世界地圖學史上佔有一席地位。裴秀這篇序文中關於「製圖六體」的論述，曾載於《藝文類聚》（HYPERLINK"http://zh.wikipedia.org/wiki/624%E5%B9%B4"\o"624年"624）、《晉書》（648）、《初學記》（728）。※這個數字是頁數?可略去。北宋沈括(1031－1095)的《夢溪筆談·雜誌》中記錄了他編修《守令圖》這部全國性總圖，就提到「製圖六體」的相關論述。直到1703清初才有著名的地理學家胡渭（1633－1714），在《禹貢錐指》卷首〈禹貢圖後識〉文中，對「製圖六體」的義涵作出相當清楚的說明，開創中國地理學史、地圖學史研究的王庸，於《中國地理學史》（1938）書中完全認同胡渭的說法，認為「言之甚明，閱此則可以不必另作解釋矣」，從此以後，研究中國地理歷史或地圖學史的學者，大體遵循王庸的看法，認為是學術界的定論。1959李約瑟《中國科技文明史》第三卷出版，書中對裴秀與沈括關於「製圖六體」的論述十分重視，為相關文本全文翻譯，英譯文字的語意十分清楚，看法異同幾乎沒有模糊空間，李約瑟大底採取以今推古的思路，對「製圖六體」提出與一般認知迥然不同的解釋，因此又掀起地理歷史、地圖學史學者熱烈討論「製圖六體」釋義的波瀾，到2009年《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還刊登了復旦大學韓昭慶副教授〈製圖六體新釋、傳承及與西法的關係〉長達八千餘言的論文，文中有「文人在傳抄過程中只重文本而不重實際操作，反映出他們對技術的忽視」的感慨，成一農於〈2009年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綜述〉針對此一論文的評論有：「這一論述已經非常接近問題的關鍵，但可惜的是作者到此嘎然而止」，可見波瀾仍未平息。古地圖測繪重要文獻釋義各自成說劉君燦〈釋義學與科學史〉一文有：「語言先於理解，又後於理解，即理解後有了新的語言或新的理解方式，對自然的科學理解自不例外」，漢文書字詞因具有多重衍生岐義的特性，文本傳抄、轉錄、翻刻過程可能發生訛誤，各人依文本理解標點出不同的句讀，這些因素都可能使讀者對科技史相關文獻的解讀產生困難和疑惑。由於「製圖六體」指標性的意義，已成為地圖測繪科技史必定討論的重要議題，「製圖六體」相關文獻的解讀、引述，也自然常常成為理解中國古地圖及其測繪技術的論述內容。2004.07飯塚一教授捐贈33幅古地圖，國立故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