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与信息哲学的若干研究论述论文一、信息哲学兴起的背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应用方面，如从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1]。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向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沦为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必须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便是哲学的理由。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2]。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二、科学哲学发展阶段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现代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到20世纪行将结束时的四个主要阶段。尽管四个阶段的历史顺序有交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讨论所要得出的结果。现代科学哲学的第一阶段是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论把科学哲学看作是经验科学知识论，这个知识论主要包括三个问题，即知识的基础问题、理论的结构问题、理论的确认程度问题。他们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把科学分成两大范围，即辩护的范围和发现的范围。逻辑实证论强调科学哲学只研究前者，认为后者不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而将其拒斥。科学哲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科学发现的哲学研究[3]。这一阶段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对知识论的静态逻辑分析转向知识增长的动力学研究。这一阶段有许多成果，以下列举其中的主要成果。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此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39年。N.R.汉森的《发现的模式》，汉森在书中强调，他所研究的问题，不是使用理论的问题而是发现理论的问题。我所关注的不是假说的检验，而是假说的发现。我们所考察的不是观察、事实和资料如何形成为物理学解释的一致体系，而是这些体系如何被纳入我们的观察以及对事实和资料的评价中。托马斯·尼克勒斯于1980年主编了两本论述科学发现的书：《科学发现、逻辑和合理性》、《科学发现：案例研究》。柯恩等于1977年编辑了《论科学发现》一书;瓦托夫斯基提出了论述科学发现逻辑悖论的科学判断概念。贝弗里奇出版了《科学研究的艺术》续编《发现的种子》;西蒙出版了《发现的模式》一书，并用人工智能研究科学定律的重新发现，等等。科学发现的哲学研究表明，科学哲学不再停留在对科学知识作静态的逻辑和语言分析，而重点转向对科学知识增长作动力学研究。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直接转入对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研究，这个阶段中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波普尔的知识增长图式是P1、TT、EE、P2，即知识的增长模式是问题、猜想、反驳、新问题。库恩区分了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科学是在范式更迭中演进的。这个阶段内还有许多其它理论模式，如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劳丹的研究传统。这些都已为人所知。容易被人疏忽的是图尔敏。应该指出，图尔敏是使科学哲学从静态逻辑分析转向动态历史研究的重要人物[4]。他强调概念变革与基本理论变革的意义。他在分析了概念变革的不同观点后指出：不管采取哪一种观点，有一点必须牢记：什么时候真正以发展的态度对待不断变化的科学理论组织问题，什么时候哲学探索就有某种新方向。科学知识增长研究，尤其是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提出了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和对理论的认识态度，从而使科学哲学研究转入第四个阶段，即：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