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张光直在三四章里面撮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中国好几个区域中发展的有关资料。过去十年来考古学的进展已经告诉了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但是已知的各区域的史前史已将两个发展趋势表示得相当清楚。其一，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奠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其二，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这两个趋势大概不会彼此不相关的。在本章中，我们先追溯一下上文已经勾画出来的区域文化的发展，并且指明它们在公元前3000～前4000年期间彼此之间连锁关系的基本证据。然后，我们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检讨一下显示在一系列的新的考古学文化之中的一个文化之上的每个区域内向文明之转变；这些新文化包括山东龙山文化、河南东部龙山文化、河南北部龙山文化、河南西部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陕西龙山(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和青龙泉三期(湖北龙山)文化。最后，我们再简略地看一下这些文化以外的有关的考古资料。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假如我们将大约公元前7000～前6000年期间、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000～前3000／2000年期间(上列年代不规则的理由下面不久便可明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它们的地理分布比较一下，我们便会发现一件有意义的事实：起初，有好几处互相分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我们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是有鉴于后来的发展，但在公元前7000年时并没有人会知道这种情况的。后来，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有新的文化出现，而旧有的文化继续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它们的位置不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这一点且等下文再说。在目前所有的考古记录中，陶器最初出现以后的数千年之内，华北有四组互相关系密切的遗址群，而华南有多在石灰岩洞穴中的孤立的发现。华北的遗址中出土了粟米农业的证据和有关的器具，包括镰刀、磨盘、磨棒。陶器特有附在底上的三条小形而锥状的足——这些是最早的特征性的中国式的容器即鼎。陶器多素面，但有些器上印有绳纹，还有相当数量的有篦印纹和摇椅式印纹。在华北常见的半地下式草泥土家屋和窖穴式的居住形态在这时候已很普遍。同时，华南的洞穴住民生产了一套颇为不同的器物：砾石砍器、绳纹陶器，以兽骨和渔猎具形式出现的丰富的狩猎与渔捞的证据。可能从事若干农耕；主要作物当是稻米和根茎类作物。到了公元前5000年前，考古文化的数目增加了，它们占据的区域扩大了，而且各个文化的界说更明显化了。在过去为较早的四组新石器文化遗址群——磁山、裴李冈、渭水流域和李家村——所分布的区域内，现在有了一个仰韶文化，下面分为界说明显的地方类型。若干类型很可以看做是较早的遗址群在同一地区内的持续，可是仰韶的整个分布区域要广大得多了，包括了从河北到青海的大部分黄河中游地区。一个新的文化，即大汶口文化在山东和苏北出现了，被现已越来越窄的豫东和鲁西南的沼泽地带与仰韶文化分隔开来。这个文化很可能是从北辛类型发展出来的；北辛类型好像是磁山和裴李冈穿过沼泽地带移动后在山东的登陆点。再往北看，在辽河下游有新发现的新乐文化，它的平底篦印纹的陶器指向亚洲东北部的联系，可是它的篦印纹和摇椅印纹也可能指向河北的较早的磁山类型的联系。仰韶、大汶口和新乐都是种植粟米的文化。虽然如此，虽然它们彼此可能有关，它们却是三个各有特色的文化。华南的情况也显示了好几个各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可是都是种植稻米的。在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的是有红陶的马家浜文化，而在它南边与它隔杭州湾相望的是有黑陶的河姆渡文化。沿着长江向上流追溯，最近在长江中游盆地发现了一个非常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后到了公元前5000年前有了大溪文化。再向南走，沿着东南海岸地区，有以绳纹陶或篦印纹陶为特征的零星遗址，可能是从由仙人洞和甑皮岩的石灰岩洞穴文化所知的早期的底层文化持续下来的，但是遗址数目还太少，分布又太稀散，还不能加以稳固地分类。仅有的发掘较多的遗址是属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的，而这个文化将来很可能把进一步的研究推早到仙人洞和甑皮岩这一时代。那个时代的绳纹陶文化很可能是所有的华南的种植稻米的文化的祖先：大坌坑、河姆渡和马家浜早期都有绳纹陶，可是大溪的绳纹陶较少。可见到了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