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摘要：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异彩绚烂，在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杰出地位，这是战争经验的总结，血染的理论财富，智慧的结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以仁为本的战争观、“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指导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选贤任能的用将之道等方面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很重大的参考意义。关键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仁爱ThemindofChineseprimarymilitary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随着社会的前进、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公元前21世纪(一说公元前22世纪)，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时，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约从公元前8世纪初至前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变化。著名的《孙子兵法》，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其指出，战争胜负是由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事等因素所决定的，所以封建统治阶级要修明政治，顺应民心。从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3世纪，中国经历了秦、汉、晋、隋、唐、宋、元等几个大的王朝的统治和更迭。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的军事思想对军事斗争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大约从14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约从明朝至清朝后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的境地，不但有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民族起义战争和统治者的平叛战争等，而且外国也开始入侵中国。这一时期，由于火器的改进和从外国引进部分先进兵器，出现了独立的水师、炮兵、工兵及其他技术兵种，加以作战对象发生了变化，因而在建军和作战指挥等方面都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国军事思想产生的巨大的变化，但形变而神不变，这些军事思想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本文就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以仁为本的战争观、“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指导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选贤任能的用将之道等方面做一综述。1以仁为本的战争观战争支柱——以仁为本。《司马法·仁本第一》开宗明义：“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为正。正不获意则权。”仁者使人亲，义者使人悦。此二者，才是战斗力的凝聚核，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的人道主义精神。仁爱是《司马法》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突出地表现在“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的人道主义精神上。敌人受了伤，不但不憎恨他们，还要给他们裹伤敷药，送他们到家人身边。《司马法》指出，在战斗中，追击逃敌不超过一百步，尾随撤退之敌不超过九十里，以此来显示己方的礼让；不逼迫丧失战斗力的敌军人员，怜悯同情俘虏中的伤病员，以此来显示己方的仁爱；等待对方列阵完毕后，己方才发起进攻，以此来显示己方的诚实等[1]。战争准则——师出有名。《礼记·檀弓下》主张“师必有名”，认为师出无名，必将遭到众人的反对，定成败局。“杀人安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对于能够“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侵略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一观点，从战争的目的出发分析了战争的性质，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一方面，它主张以正义的战争来制止非正义的战争，始终保持一种积极和平的战争观[2]。以仁为本的战争观表现了中国人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引导下，崇尚中庸、崇尚仁爱，而以仁为本更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重中之重。“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指导原则重战思想，《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大声疾呼：“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众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认真研究和对待。慎战思想，即慎重对待战争，不轻易言战。《孙子兵法》中这样写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备战思想，其意就是未雨绸缪。孙子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和思想的熏陶，提出了必须重视备战的思想，并告诫人们思想上时刻不要忘记战备，做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善战思想，就是要会用兵打仗。一是注重以“道”为首要因素的多因素制胜论。“道”就是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当然，在注重道的同时，其他四个“天、地、将、法”因素也不可忽视。二是庙算制胜论。庙算，是古代开战前在庙堂举行军事会议，商讨与谋划战争的一种方式。《孙子兵法》主张战前要算，要对战争全局进行计划和筹划，定出可行的战略方针。三是“诡道”制胜论。《孙子兵法》里讲道：“兵者，诡道也”。因此，他提出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