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鲁迅与周恩来——论“言辞者”、“狂热者”、“行动者”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群众运动，能激发起其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行动的意愿。不管它们宣扬的主张或制定的纲领为何，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与不宽容。而贯穿整个群众运动的，不外乎三种人：言辞者、狂热者与行动者。但这三种人往往又不是独立存在。同一人身上可能同时包括二至三种特性。胡适、鲁迅与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一般而言，群众运动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之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因为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而是因为心有不平的言辞者积极促成的。若一个地方缺乏言辞人，或这些言辞人心中没有不平，现行政策再无能与腐败，也可能会继续掌权（如美国殖民时期的菲律宾），直到自行崩溃为止。另一方面，一个体制即使有再多美德与活力，若它争取不到言辞者的效忠，一样有垮台之虞（如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者，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姿态的话可以把他争取过去。处于这个阶段的言辞人大都会乐于当趋炎附势者和朝臣。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并称他为拉比，以尊敬谦卑的态度聆听他说话，那耶稣说不定就不会去宣扬一种新福音了。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年轻的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说不定就可以把他争取过来。若一个言辞人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在强者一边，打压弱者。路德刚开始挑战天主教会时，曾对“贫穷、单纯、普遍的大众”寄予莫大同情，一旦得到德意志各诸侯的支持，他却宣称：“不管政府多么坏，上帝都会宁愿忍痛让它存在下去，而不会允许暴民反抗，不管他们多么有理。”在第三帝国和苏联，被捧在手心里的言辞人并没有冲动要站在受迫害者一边，去谴责残忍无情的国家领导人和秘密警察。胡适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作为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攻击旧文化，在当时颇有影响。但他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或“文学改良”，只是一种文学形式和方法的改良主张。随着革命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思想日趋反动，认为《新青年》政治色彩过于鲜明，遭李大钊、鲁迅等人批驳，随后退出《新青年》。1922年后，创办了《努力周刊》等杂志，鼓吹“整理国故”和“好政府主义”。“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后，又攻击爱国群众与青年学生，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辩护。1923年与梁实秋等组成“新月派”，在《新月月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继续攻击无产阶级文学，充分暴露出买办资产阶级文人的面目。抗日战争爆发后，竟奴颜献策，要日本侵略者“反过来征服中华民族的心”，堕落为民族败类。可是政府的利诱也偶有不成功的时候。若言辞者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或主义，就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向政府开火的决心。这时，他已经走进狂热者的行列了。譬如鲁迅。鲁迅的全部作品，始终贯穿着韧性的战斗精神，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激昂的革命热情。尽管鲁迅对革命确是忠贞不二，历史并没有选他做领导者，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成功的、良性的群众运动，必须要由行动者来巩固。群众运动若从开始到成熟都由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领导，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纳粹与法西斯帝国就是从头到尾都由一人领导，所以下场凄惨。究其原因，便是希特勒的狂热无法抑制，无法扮演务实的行动者。若希特勒死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刺杀，帝国太子赫尔曼.格林这样的行动者就会上台，纳粹运动也就不会这么早死亡。历史选择了周恩来。是因为周恩来将自己从一个狂热者完美转变为了一个踏实的行动者。无论是在南开中学办新剧，开社团，还是在中山公园做演讲，都是凭着他对革命的一腔热血。而真正让他走向革命道路的乃是他留法之后，终于坚实了自己的信仰，并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回到中国后，周恩来便真正融入了革命洪流，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以行动参与革命的光辉旅程。在群众运动中，言辞者、狂热者与行动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真正可以扭转乾坤的，还是要看行动者的。历史选择了周恩来，周恩来也创造了历史。这是我们的幸运，南开的幸运，更是中华民族的幸运。惟愿南开能诞出更多“行动者”，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