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北上广：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当年：“孔雀东南飞”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每个人都应该去他所处时代的罗马、长安生活。一如耶稣门徒彼得拄着拐杖、重踏罗马，白居易进长安、携诗拜访著作郎顾况。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包分配，单位包编制，心道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知情下乡和国家建设，主流是从沿海到内陆。改革开放以后，政策逐步放宽了人身控制，内地人才持续外流，当年的“孔雀东南飞”，无非就是心揣着梦想，挺进北上广，一往无前地、肆意地挥洒着我们青春的筹码。北上广，是神州大地上年轻一代的“中国梦”的承载，是一个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斓的大气球，使一代中国人眼花缭乱、神魂颠倒。然而，我们逐渐失望，逐渐质疑，这无疑是一座座围城，楼价高涨、交通堵塞、生活压力加剧，还有户籍以及附着于其之上的种种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平等，都不折不扣地在控诉着现实有多骨感。我们慌了，我们的青春失落在哪里了？似乎，这里的青春没有灿烂，鲜红的倒计时刻下我们荒芜又失落的脸孔。房子买不起，老婆娶不起，连自己也养不起了，我们不得不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逃离了北上广，我们还可以像萨特所言“无论是什么境况，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对自己是否成为叛徒做出选择时，他总是自由的”，趁着青春还热烘烘、青春还鲜活亮丽时坚持心中的梦想，寻找新的机会。现今：“跑回二三线”然而，当我们跑回二三线城市打拼时，却再度失望：那里楼价涨了，空气污染了，塞车也成家常便饭了，“城市病”在这些中小城市正迅速像病毒一样光速复制着。更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那里低收入高房价可笑地倒置，那里欠缺大城市相应俱全的基础设施，那里拼爹拼妈拼关系——讲人情拼关系的社会，让人烦躁；动不动就得看别人脸色，就得仰仗别人，也让人难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一针见血指出：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这与九品中正制下“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的魏晋时代，有何区别，更何况“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在一个故乡早已沦陷的时代，那些逃离了一线城市的人们，又将如何逃离家乡的现实积弊？有人犀利地点评道：“小城市，要靠爹，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早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前景；在中国各种资源分布都极不平衡的状况下，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料到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回到北上广，回到相对公平的城市，凭手中人家夺不了的本事吃饭，只要好好工作，就有机会脱颖而出，出人头地。逃回“广上北”，对于众多草根一族来说，似乎又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未来：我们的青春何处安放在城市化的大潮下，何处才可安放我们的青春？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事业是一个围城，爱情是一个围城，家庭是一个围城，造成这些围城的是一个大围城——社会。社会不公会造就它们，还会造就更多的方方面面的围城。在“逃离广上北”与“逃回广上北”的纠结上，我们似乎能深刻地体验到“人生处处是围城”的酸涩与无奈，我们似乎走不进人生的围城，似乎又走不出人生的围城。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我们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还，奋斗、拼搏终成过去时，茫然的城市，茫然的憧憬，试问，我们的青春又何处安放？幸福无处定义，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与权利。正如网民所议，无论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应该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对于大城市管理者来说，破解房子贵、交通难、空气污染等难题显得格外重要；而对二三线城市的管理者来说，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也是必需，如果不大力破除潜规则，人才都走了，或者吸引不住高端人才，城市发展后劲势必不足，最终也只能自食其果。在此，我对一位网友的说法颇为赞同，他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导向的，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让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唯有这样，“逃离北上广”才会意味着幸福回归。梦想，激励着众多年轻人奋进拼搏，它不需筹码不分贵贱，无论你是草根还是大明星，我们的明天都由我们做主，有我们奋斗拼搏的汗水流过的地方，就有我们青春安放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