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农村的组织传播体制发布者:章兴鸣传播活动凭借组织自身的权力体系进行。任何一个组织体系也是一个权力体系，组织成员分别担任着特定的角色，形成了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据此，有学者提出，“组织传播是以组织系统自身固有的强制力为保证，以组织系统的运行为基础的。”［1］在组织传播活动中，上司就有按照组织意志下达指示，下属负责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并提出意见、反映情况。根据组织传播的受传者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组织内传播的受传者是组织成员，其传播网络以组织的结构体系为基础，传播活动按照固定的组织程序和权力运行规则进行，更多地利用组织内部媒介；组织外传播虽然也以固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权力为依托，但其传播系统不是封闭的，其受传者主要是组织外的公众，因而现代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外传播主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来进行。与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相对应，建国初的农村的组织传播体制，可以划分为官僚模式和动员模式。前者在党和国家的组织系统内部进行，受传者的政治组织成员，属于组织内传播；后者由党和国家组织发起，受传者主要是普通群众，属于组织外传播。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是组织内传播，即官僚模式的组织传播。建国初的国家体制是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特征。党和国家的组织系统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每个村庄，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官僚制组织系统。因而，除开意识形态的因素，新中国的组织内传播具有官僚制模式的基本特点。一、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传播体制建国后农村社会组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宗族组织的消退和国家权力组织的取而代之。解放后，在有宗族势力的那些地方，担任宗族首领的人大多是地主、富农和乡绅，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过去强大的族权已减弱，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成了一个负面的形象。特别是社会主义集体化之后，传统的士绅宗族组织在意识形态、组织和人员上都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其影响在多数地方基本上丧失。与此同时，通过土地改革和工作队进村，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近代为统治者一直想做却始终未能做到的事情：将村庄直接纳入国家官僚体系，实现了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垂直延伸。建国后乡村一级建立的政权机关，是国家正式权力下移到农村基层的体现，但在农村基层事务中处于政治信息传播枢纽地位，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输出和执行全过程的，是党的基层组织。在建国初农村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党吸收了大批运动中表现活跃的积极分子入党，并在运动中考察、锻炼他们，将其培养成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骨干。在建国后的整个国家领导体制中，党的组织机构与国家机关平行设置，行政机构的首长往往又是同级党组织的成员，以保证国家机关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在地方国家权力组织体系中，党组织真正起领导作用，党委书记是主持地方工作的最大领导。这样，“无论国家机关在形式上拥有什么权力，党在相应级别上的机关才发出政治上权威性的声音”。［2］这种领导体制使得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工作的真正领导核心，同时也是建国初农村政治传播体系中真正枢纽。农村基层组织是党中央的指示的最终执行机构和信息反馈单位。每个村的党组织负责在该村贯彻党的指示，而党在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通过在其它组织中的安排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来实现的。以领导农民革命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把农民组织起来才是教育农民的最佳方式，也是农村政治动员的有力保障，这使得政治传播活动大量地通过组织传播的方式体现出来。然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农民个体的主体性丧失，意味着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不对等的传受关系，代表着国家的组织以及代表组织的党员干部主导着组织传播的话语权，广大农民群众虽然翻身做了主人，但对政治系统的“输入”能力却非常有限，他们只是政治系统“输出”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的愿望与要求有时可能会引起决策者的注意，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被宣传、被鼓动和被动员的对象。新中国第一次赋予农民群众以民主的权力地位，但国家在农村的动员能力同时空前提高，农村基层的党和国家组织成为犹如新生政权的神经系统中的无数个神经末梢，党中央就是神经中枢。党的基层政权组织的深入扩展使每一个农民都与国家政治直接发生了关系，并可动员起巨大的群众能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计目标。二、农村的会议传播会议是组织内信息传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新中国的会议之频繁、会议名目之繁多，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建国初的会议传播过程一般是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省三级干部会议――县三级干部会议――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群众大会。“传达的速度，农忙季节、偏远地区、或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会慢一些，一般需要两到三个月，如果是在政治运动中，有两到三个星期便已足够。”［3］之所以能取得高效率的传播结果，当然与党的组织外传播，即群众动员的强大威力有关，但是在官僚系统内部，同样存在着若干有利于克服官僚制缺陷的信息传播途径。其中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