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史大纲》有感——哲学大繁荣与社会动荡关系纵观哲学的发展，其大繁荣大昌盛时代无不是社会动荡的时代，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还是我国的诸子百家时期，无一不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那么，难道真的只有社会动荡才会导致哲学的大繁荣？还是哲学的蓬勃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呢？一、西方哲学大繁荣与中国哲学大繁荣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人类历史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爆炸性地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出现，基本框定了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格局。直到今天，我们在骨子里还是没有逃开由他们划定的圈子。在西方社会中，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希腊哲学突然繁荣，产生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西方社会几千年，直到今天，西方人还认为：“全部西方哲学都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注脚。”就连西方所奉行的基督教，其《旧约》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出现。而中国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公元前400年前后，正当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是在一批新生队伍“士”的带领下，出现了以不同理念为核心的学派，即阴阳、儒、墨、名、法、道等，而各个学派的著作《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墨子》、《韩非子》等，这一部部脍炙人口，惹人深思的著作在我国历史上永垂不朽。其核心思想“兼爱非攻”、“仁政”、“礼乐”、“道”等，概括了我国历史发展中，不同朝代的政治主张，其“诸子百家”的出现，将我国的哲学史格局的大致框架框定下来，即使犹如朱熹、王阳明等仍不能喝老子他们相提并论，且魏晋时期的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都没有突破老子、孔子、墨子划定的圈圈。微观中国，宏观世界，这种哲学大爆发，然后偃旗息鼓的现象难道不奇怪吗？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呢？二、百家争鸣的成因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说:“在春秋时代，适应着奴隶制的没落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先声……学派之间以及各个学派内部不断出现分化，互相对和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一些私家学派先后立又互相渗透，不断地演变创新，另成流派。”杨宽《战国史》认为:“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展开思想上的斗争，形成‘百家争鸣’局面。”刘泽华刘蔚华、苗润田《樱下学史》从被下学角度论述说:“被下之学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高峰.没有被下诸子之学，就没有战国时代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关于百家争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我所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社会制度上有了一次质的跨越，即从奴隶制社会崩溃转向为封建社会的新建，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重组和革新，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在此之外，“百家争鸣”出现了，其出现与社会的各个因素有着本质而必然的联系。在经济上，由于铁的发现和铁制工具的使用，解放了劳动力，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而且，牛耕的出现，使得农业得到了大力发展，较之前有了提升；除此，从事生产商品的小手工业者的出现，打破了由官府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垄断的僵局；由于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建设，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市内繁荣，使得人们有一定的“闲暇”去思考，且“士”阶层的崛起，更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大繁荣必定会推动政治的大变革，因而，基于政治思想的变更，“百家争鸣”才有了存在的社会环境，正所谓有了市场需求，才有了“诸子百家”的发展。经过春秋二百余年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只剩下秦、齐、楚、赵、魏、韩等7个大诸侯国以及为数不多的小诸侯国。各诸侯国为“混一天下”而进行争霸战争，这在客观上需要富国强兵力政，也需要“救世”之方。正所谓“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各国君主出于不同的政治日的，要求有多种学术思想为他的政治服务，容许有多种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派存在。一匕国称雄时代，国君各有所求，各有所好，有的重法默儒、有的尊墨斥老、有的尚农折商，给各种思想、各种学派的产生、存在、发展提供了良奸的社会政治条件。其次，在战国时期，“轻天重民”的思想形成，统治者不得不迎合这种时代的发展趋势，进而更加需求“诸子百家”所提供的“治国良方”。这种需求，使得士大夫阶层得到了扩大，并促进了人才的流通。“招贤纳士”，不论其出处。除此外，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这导致了各个学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通过不断地兼并与扩张，不仅带来了领土的扩张，更是导致了各种思想的大碰撞与大繁荣。三、社会动荡社会动荡，究其成因而有所不同。有的结果是向前的，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五霸争夺之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政治的变革；而有的变革，则会导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