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的读书报告张立方与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不同，周锡瑞在研究义和团运动并没有做出价值性的判断，即没有对义和团运动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他所感兴趣的是如何客观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在此基础上他把对运动的评价留给了读者。周锡瑞从区域性的角度研究了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地区的经济状态，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主要是分析鲁西地区的情况：贫穷，商业化程度低，对自然灾害反应敏感，士绅阶层弱小，习武之风盛行。进一步地，作者又发现鲁西南与鲁西北地区之间的重要差别，并且做了细致的比较，找出了义和团首先出现在鲁西地区的原因。作者从微观入手来揭示宏观，可谓以小见大。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史料和对史料的分析。作者引用的史料包括：中国历史档案馆出版的中文资料、外国教士的书信和日记、山东大学的调查资料以及地方志等，在研究山东士绅分布和山东义和拳案发日期及县份等问题中，作者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了分析，他力图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用数据去表现，最大程度地发掘了史料的价值。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所得到的结论也更接近于事实。同时，作者也注意对史料的辨伪、考证以及对那些与具倾向性史料相矛盾的信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分析山东地区的经济状况时，作者指出该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人口密度大，战乱不断，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区，大运河的衰落又加剧了该地区的贫穷。这一切导致鲁西地区士绅力量弱小、盗匪横行，为秘密宗教和武术团体的兴起提供了土壤。作者认为义和团不仅是鲁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且是该地区民间文化的产物。很明显，如果义和拳荒诞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仪式不与华北农民的思想相吻合，他们就不会流行的那么快。作者试图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中寻找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他引用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一段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来凸显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正是民间中文化中五花八门的信仰、拳术、民间戏曲中，义和团得到了启发。在山东，秘密宗教由来已久，白莲教和八卦教曾在该地区活动。当秘密宗教与习武者结合起来，暴力活动就容易产生。虽然将秘密宗教视为异端，但随着时间流逝，异端习俗与普通大众的文化界限愈来愈模糊，这些变化不仅使秘密宗教习俗与民间文化更加一致，而且也使秘密宗教与村庄的结合更加紧密，拳民们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在农民看来是极易理解的，因此，义和团运动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华北大部分地区。很多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但作者不持这样的观点，他指出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提出的义和拳与秘密宗教之间的组织联系是不存在的，这很可能是官方的诬陷，作者又列出很多证据证明义和拳与秘密宗教没有任何关联，如义和拳实际上也没有介入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但义和拳的诵经念咒很容易被视为“异端”。他认为义和拳与秘密宗教的联系非常微弱。尽管有几个拳民无疑是秘密宗教的成员，但这种拳教间的联系依然漠淡，因为对义和拳来说，宗教成分是后来加入的，而且并不浓烈。他还指出清朝中叶义和拳与晚晴义和团的不同，主要在仪式上。两个同名的拳会可能性质完全不同，比如以打坐为主要内容的教派也用“义和”这个名。那些想通过相同的名称去寻根溯源的人注定要走入歧途，正确的途径是从当时的民间文化而不是遥远的教派组织中，去寻找义和拳的仪式及活动的根源。义和团运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众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国的史学家们一般把义和团运动定性为一次伟大的爱国反帝运动，但周锡瑞显然没有把运动的地位抬得这么高，他认为义和团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巫教运动。义和团起因于民教冲突。许多教民都是一些不法分子，而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总是积极地干预几乎所有的世俗争端，并且全力地保护教民，这种偏袒行为激起了民愤，而中国政府却无力保护民众的利益，广大民众迟早会建立自己的组织进行反击，这就产生了包括义和团在内的各种武术团体。因此，义和团所针对的主要是中国教民，从一些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义和团并没有杀死太多的外国传教士，而是有成百上千的教民死在他们的刀下。义和团运动有很多落后的东西，它们与历史潮流相违背。不可否认，义和团具有反洋排外的性质，这场运动狠狠地教训了外国侵略者，但要冠之“伟大”二字，还是应该要商榷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义和团爆发的原因之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包括武力的侵略和文化的侵略，传教活动是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伴随着战争。当他们没有进一步把中国变成出售其精神产品的市场时，他们转而支持西方利用枪炮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每当战争爆发，传教士即认为是天意使然。尽管他们对传教活动抱有极大的热情，但中国人却普遍拒绝接受基督教。在中国人的心中，基督教代表着异端，它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和灵魂的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