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中的进步不加审视的将进化论嫁接到社会研究中，是造成社会在进步这一假象的最初根源。要弄清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就是研究历史，并与当下比照，是否进步一目了然。这种简便的方法只存在一个弱点，那就是史料的真实程度。但如果想通了，这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就算是在现在，我们都无法了解真实的世界。反而对于历史，尤其是那些与当下的政治已无牵扯的历史，各种力量能够给予它一个相对真实的表达，不管是官方的应允，还是史家毫末必至的考证。我们早已知道，尧舜之时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以“使民进善，书政治之失也”。对这两者的功用，汉孝文帝有过精到的评论：“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我理解的意思是，打开大门，使有意见和建议的人能够有表达声音的渠道。所谓“来谏者”也就是“使谏者来”的倒装。从这一点来看，古人不但不怕提意见，还很欢迎大家来挑刺。姑且不论胸襟如何广阔，这样的做法本身能够收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上通下达。按照社会学的说法，不管统治者会不会真正的改正听从，至少这有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就是“社会安全阀”，传达声音的渠道开放，使怨气、怒气随着声音的传达释放了。这与尧舜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关系。看看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很好的反证。《史记·孝文本纪》中，宋代裴骃在集解中就写道，“应劭曰，（谤木）至秦去之。”看来这个“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王朝历二世而亡，这不是偶然的。再继续说这个谤木，后来变成了华表，一直沿用至今。天安门前就有。不管华表这个名字是如何以讹传讹而来的，就看看它现在的样子，却是是够华丽了。当年的作用早已失去，但就算是失去，古人依然在它上面留下了一样能够代表治国态度的东西。那就是华表上面蹲的那只动物。古人给它取名为“望兽”。为什么叫望兽？天子在朝，民众希望他不要总幽居深宫，应该经常出来看看天下疾苦，是谓望出。天子巡游在外，民众希望他早日还朝，治理国家，是谓望归。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古代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人治社会。什么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随便治理。我们不想证明，说古代是人治社会这种自上而下散步下来的说法，有什么政治目的。光考察人治本身就足以说明，就算是人治，古代的治国方法，也比现在先进很多。在三皇五帝的上古时期，要想当领导，那是需要“德配于天”的。黄帝为什么叫黄帝？因为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有土德之瑞“土色乃黄，故曰黄帝。在这里，我们提到了“天”。在我们熟悉的政治课本上，对这个是这么解释的，古代的统治者把自己叫做天子，是为了给自己的统治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大有天赋皇权的意思，这种做法是很卑鄙的。可是从现在看来事实刚好相反，不是说当了皇帝才叫天子，而是你有了可以配得上天的德行之后，才能让你当皇帝。尧对舜的德行的一系列考察，舜对禹的德行的一系列考察就是很好的证明。可见，卑鄙的似乎不是古人，而是现在编纂教材以及授意如此编纂教材的人。再来说天。古代人重祭祀，作为皇帝，不但要祭祀宗庙，还要祭祀天地。祭祀天地的时候，做些什么？除了准备贡品，就是汇报工作。“言功过于天地”，治理国家治理的好，天降祥瑞，百鸟不召自来。治理的不好，不是地震就是日蚀月食，彗星们也老会来将霉运，而这些都是天的旨意。不管这些有没有现在所说的科学依据，皇帝们是很怕这个的。殷太戊帝时，朝廷的院子里长出一棵树，一天就长得两个手抱不住，把这个皇帝吓得赶忙问丞相，这是怎么回事。丞相说，我听说妖不胜德，难道是您治理国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最后他的建议是：“帝宜修德”。“帝从之”。甚至，还有一个皇帝当朝的时候，宫殿门口有一只野鸡不停地叫，他都感到害怕，以为自己是不是在治国时犯了错误。就算我们现在说古代皇权至上，生杀予夺，可是就这个万人至上的皇帝，仍然有怕的东西，有个东西可以制约他。而且这个东西，很强大，明察秋毫，对皇帝的观察无微不至，因为“天”在上，它笼罩这一切，你的德行如何，政绩如何，人民生活如何，它看得一清二楚。敬天地，正德行，皇帝在很严肃的做这件事。慢慢的，这种制约渗透到了民众生活之中，谴责一个坏人的时候，说遭天谴、天理不容，都是有足够的威慑力的词汇。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道德。何况，这样的管理成本非常之低，内化与人心。不用你去管他，他自己就能衡量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在好了，我们通过目的不纯的政治教科书和科学普及，推翻了天，也否定了“天”这个大制度之下的道德管理方法。大家没什么好怕的了。这样的情况下，法律条文根本无人畏惧。从上而下，都处于一种肆无忌惮的环境中。不论官职大小，都可以贪赃枉法。老百姓更是随性而至，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内心对自己的约束已经没有了。于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做的出来。看看现在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破坏，就什么都不用说了。黄帝死后，有“黄帝三百年”的说法。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