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论文西汉政论文范文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下面是关于西汉政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摘要：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关键词：西汉政论文；雄直激切；坐而论道；雍容温润文章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采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这种紧密关系，也使得文学发展表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特点。相对而言，散文与时代的关系更为紧密，即使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散文的文风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紧密结合时事、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政论散文，更是如此。西汉政论文后人推崇备至，其文风明显地表现出阶段性特点。西汉政论散文是晚近形成的概念，无论是陈柱的《中国散文史》、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还是谭家键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稿》、刘衍的《中国古代散文史》都将秦汉以来李斯、陆贾、贾谊、晁错等对政治和社会问题阐述、评论的论说文称为政论文。这些著作虽未对政论文的概念进行界定，但显然是把秦汉政论文与先秦诸子散文相对提出的，仔细分析这种划分是有深意的。先秦诸子散文是学术民间化基础上，士人理想中的政治设计，而西汉政论文则是在“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由这些著作所指的政论文来看，主要是以臣子的书、疏、策、议等为主，这种概括显然是不全面的。西汉的诏策文作为国家大政方针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论说，成为施政的依据和出发点，涉及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等方方面面，是治世的原则、见解和措施，而且其“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所以，西汉的诏策文不应排除在政论文之外。柳宗元《西汉文类序》亦云：殷周以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侧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宏、董仲舒、司马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以讫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文章，盖烂然矣。柳宗元的这段话不仅概括了西汉政论文文质互映的“烂然”以及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揭示了“宣于诏策，达于奏议”的特点，故研究西汉政论文，西汉诏策文是绕不过的问题。总体而言，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体现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天下疲惫。物质匮乏，据《汉书食货志》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统治者以秦苛政为鉴，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以黄老作为指导思想，号称“无为”，进行休养生息。文化方面，派人整理古书，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义化制度。高祖十一年二月的《求贤诏》说：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令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这是汉初统治者对士人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天子“尊显之”的招引，“挟书律”被废，“六经”复出，秦代被迫缄口的文士又开始复出。另外，汉初距战国未远，而且秦朝的统治也不过15年，加之政治文化氛围的宽松，战国时诸子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风气又复苏了。再者，汉初的分封、汉庭与诸侯之间的斗争为士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刘邦为了赢得楚汉战争、巩固政权采取了分封制，无论是异姓分封还是同姓分封。这都使六国的遗民和地方割据意识逐渐增强，同时。在诸侯与汉庭的斗争中，士人似乎重新找到了为王者师、建功立业的机会：蒯通说韩信，武涉说齐王，郦食其说田广，枚乘、邹阳等人吴楚兵败后又游于梁孝王，这些游说、悠游活动增强了时代的活跃性，似乎迎来了纵横风气的第二春。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里，汉初文士多有纵横家之气，体现出了“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的气概。这一时期，无论皇帝的诏书，还是汉庭的名臣陆贾、贾山、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无不充盈着纵横家的辞气，而且诸侯同掾吏如邹阳的《上书-吴王》和《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都痛陈各种利害关系，表现出纵横家的政治见解。前边所及的汉高祖刘邦十一年二月的《求贤诏》即为汉初政论的代表。诏文先述史迹，周文齐桓并列，引出“待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