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10年第25卷第2期南昌教育学院学报文学艺术一、时代与文化背景晋室南渡后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统治该地区数百年。此时，汉族文明已具上千年历史，从夏、商延续至今，单就文化而言，虽经历波折，但总体来说是不断发展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与汉族是无法比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后，纷纷向汉族学习意识形态方面成果以巩固其统治。再者，当时多数汉人并未迁移，而是留于原地从事农耕等以维持生计。而在此期间胡汉杂居，在生活中交流不断加深，互相影响，因在此地建立统治的是不同的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可为各民族默许和接受的新的中华文化。这其中既有统治阶级从上而下汉化的因素，亦有自下而上的普通群众在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功劳。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变更极快，新的统治阶层是不同民族的上层贵族，建立政权后，在制度、礼仪等方面向汉族学习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随之改变，而游牧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尚武精神、开拓精神、吃苦耐劳的传统、豪爽纯朴的民风也改变了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不积极因子，为隋、唐时期统一的盛世奠定了基础，为后来融合了胡人血统和文化因子的多民族国家注入了新的精神因素，使汉族在经历劫难后以融合了胡人元素的高度文明继续发展，如陈寅恪在谈到隋唐历史时所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二、学术思想玄学两汉时代提倡儒学独尊，但经王充等无神论者批判之类事件冲击，其统治地位发生改变，知识分子开始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学问题。《老子》、《庄子》、《周易》为魏晋时颂读之经典，因其“总谓三玄”，玄学之名由此而来。何晏、王弼在著《道德论》、《易注》、《老子注》时，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自此玄学正式产生，成为学术主流。司马氏时，提倡“孝”，遭“竹林七贤”等名士反对，此辈鄙薄司马氏，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名教，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西晋时，向秀等注解《庄子》，提出“名教即自然”。在玄学发展过程中，早中期反对儒教，尝试用黄老思想取代儒教，而随着社会短暂的趋于稳定，最终和当时的官方哲学儒学合流，为统治者服务；后期的玄学，丧失了其本质，成为儒学思想的分支。换个角度思考，该现象体现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能力，随着具体的历史进程，会产生新的文化分支，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当时社会相左的文化流派则会渐渐消亡，虽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此种竞争尚且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佛教该时期佛教盛行，一方面与当时文化氛围和历史背景有关，另一方面和当时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有联系。当时仅在成都一地，就有大量佛教造像，其数量繁多，单在绵阳平阳府君阙，就有造像42组之多。纵观中国历史，在该时期，佛教的兴盛是空前绝后的。对于少数民族统治者，虽需学习先进的中原制度、文化等，但佛教作为泊来品，如能改造其为统治工具，则其更愿意使用佛教来统治人民。而佛教能为普通群众接纳，关键是其进行了中国本土化改造，佛教分“大乘”和“小乘”，在两汉西晋传入的多为“小乘”，在教义上强调自我修行；东晋以后，“大乘”教流入中土，这主要源于“大乘”教佛经的翻译完成，“大乘”教教义提倡大慈大悲、众人皆有佛性。反观佛教的这两种流派，大乘教显然更符合传统的中原文化，“大乘”教提出的普渡众生，通过修行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与儒学的修齐治平确有相通之处。道教本土的宗教道教在该时期同样盛行，道教起源于战国，而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成为道教正式产生的标志。东汉顺帝年间，道教成立的三要素：创始人、道经、传教正式具备。创始人即五斗米道发起者张陵，《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可知道教的经书为张陵所创。然而直到北魏寇谦之，才正式有“道教”之名。其教义早期包括“消灾灭祸”之类低级教义和“尸解成仙”与“羽化飞天”等高级教义；而后道教提出“道”为最高理念，将自然与名教相结合，提倡真实的生活，并吸收儒学和佛学思想，作为其组成部分。当时民众信鬼神盛行，也使道教有了深厚的生存土壤。而道教更易为群众接纳，其不同于佛教，提倡死后才可成佛；亦不同于儒教，突出规范思想以及行为准则；道教提出诚心修行，自己得道成仙，则明显更富吸引力。道教在处理与佛教和儒教关系上总体采用温和态度，如东晋葛洪著《抱朴子》提出神仙养生为内，儒学应世为外，而其也吸收佛教若干理论丰富其教义，如寇谦之的“修学长生”和佛教教义颇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