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骤然灭亡的两个最重大原因公元前207年秦亡。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揭示这个谜团，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两千余年来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秦末之乱的大劫难屡屡发生。与复辟势力的残暴相比，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这一文明水准，主要指两个基本特征：一则是大规模的文明创新性，二则是大规模的建设性。这两个基本点，其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是故，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比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罗马帝国及西方中世纪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贞操带、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发达的文明，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客观地说，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国“暴政”，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的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历史审视理念显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要探究秦亡奥秘，首先得明确两则根基。其一，将作为文明体系的帝国创造物——秦政体系，与作为权力主体的秦帝国政权区别开来，建立一种明确的认知：权力主体与其文明创造物，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秦帝国的速亡结局，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秦政体制）的暴虐。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突然变形，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其二，探究秦帝国灭亡奥秘，必须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高度，透视解析那个特定时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结，寻觅导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社会因素。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以上两个原则，是当代历史意识探究秦亡原因的必须的立足点。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而又被人普遍忽视的原因：其一，突发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基础原因。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故，我们的探究重点，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认知——高端文明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历史透析能力。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原因不是秦亡的全部原因，而是最被当代历史意识忽视的两个原因。所以，在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种种原因之外，我要重点剖析一番这两个未曾被关注的原因，而不是将这两个原因当成了全部原因。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实在是个历史异数。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