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强调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2000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阐述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时，对“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作了重要补充，强调治国要“法律和道德”并重，“要紧密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努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有机联系起来，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和发扬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特别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治国方略，并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在新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和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特别是执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任何时代都是保障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宝。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尤其重要。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和道德，都是用以调节人际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共同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外在的“他律”规矩，用于惩恶扬善；道德是内在的“自律”守则，用于劝善抑恶。换言之，法律是强制的道德，道德是自觉的法律。法律的作用表现在将罪行“禁于已然之后”，道德的作用表现在将罪行“禁于将然之前”；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启发社会成员的觉悟，使之从思想深处构筑自警律己的屏障。法治是德治的保证，德治是法治的基础，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建立安定和谐、健康发展的经济社会。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向来崇尚法治与德治并举，主张标本兼治。从本质上说，古代有识之士提倡的治国之“德”，自然是为封建领主经济和封建地主经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封建宗法制、分封制、等级制服务的封建道德。但其内容不乏合理成分，如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理想追求，重义轻利、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乐施好善、扶危济困的爱群意识，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的处事原则等。应该指出，时下强调“德治”和“以德治国”，绝非“率由旧章”，重返单纯的选贤任能、行仁施德、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时代。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古代道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赋予其时代精神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涵，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还要结合“法治”和“依法治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步发展，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长河，植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道德。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抓紧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自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服务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服务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服务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并帮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目的。而建设这种体系，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落实《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的宏伟目标，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要大力提倡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美德，引导每个社会成员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既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又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经济运行秩序和社会生活规范。当前，把“德治”和“以德治国”提到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是因为社会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