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外鲁迅研究扫描近年国外鲁迅研究扫描近年国外鲁迅研究扫描【英文标题】Scanning  of  Studying  Lu  Xun  Overseas  in  Recent  Years[中图分类号]I210.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597(2003)01-0003-04鲁迅研究早已被国外学者称为“鲁迅的被接受”，而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按照鲁迅“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观点对此加以考察，很容易发现国外鲁迅研究始终受到国际风云变幻的推动与制约。在冷战时期，国内鲁迅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在国外鲁迅研究中同样存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夏志清与捷克学者普实克之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那些著名的论争，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国外鲁迅研究中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特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鲁迅研究中政治性解读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格局被打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现代人文精神不断充实着鲁迅研究的内容，从而导致了鲁迅研究从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从概念范畴到话语系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外，由于缓和代替了冷战，对话代替了对抗，鲁迅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因此消解。此后国外的鲁迅研究，虽然没有像国内那样，出现对鲁迅本文的“重读”、“深读”、“细读”和对鲁迅的“重估”、“重构”、“重塑”，却也的的确确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性文化比较研究，文本的文化解读，历史文化的史实辨正，以及阅读接受研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鲁迅研究的主流。文化比较一位日本著名鲁迅研究学者在谈到对鲁迅研究施加重大影响的“思想史”时说：“战后思想的主题是‘政治’，现在却是‘文化’”。在这一背景下，世界性的文化比较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外鲁迅研究中占有突出位置。由鲁迅的思想特征所决定，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的关系，始终是中外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可是，中国、日本、欧美的研究史状况却完全不同。由于进化论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理论，将它运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曾经受到恩格斯等大思想家的批判，加之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确实导致了人类的灾难性影响，因此我国此前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的研究，一方面重在剥离鲁迅接受进化论的负面成分，另一方面则突出鲁迅由于进化论的局限性而最终扬弃的必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在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日本一度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日本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的研究，一般注重进化论向东方传播的具体途径以及鲁迅接受内容的研究。由于欧洲在进化论的施加影响和接受影响中处于肇端地位，进化论及其流变与影响的异同，常常是欧美学者所关注的，在以上背景下，也是在中日学者渐渐失去了对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这一课题的热情的情况下，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鲁迅与进化论》一书，重要性就非同一般。《鲁迅与进化论》的作者詹姆斯·里夫·普塞，十分熟悉进化论及其流变，从达尔文到赫胥黎再到斯宾塞，理论源流清楚明晰。其次，普塞在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施瓦茨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论著基础上，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具有深入了解。再次，普塞详细梳理过我国学者的有关论著，具有深厚的学术史积累。但是，对于我国学者大部分观点，普塞持否定态度。因此，反驳与辩证我国学者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的研究，便构成了《进化论与鲁迅》一书的主要内容。美国籍学者寇志明在评论此书时说：“鲁迅本人并非该著作研究的中心，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鲁迅研究学派的探讨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所在。”普塞的《进化论与鲁迅》所以重要，基于两个原因：一、该书将19世纪后期西方哲学著作，同此后与此有关的中文论著，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比较。这恰恰是我国的有关论著最缺乏的。二、普塞对我国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论著的颠覆，的确有他的合理性。这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前提正确与否。十分可惜的是，普塞为了反驳的效果竟不惜伤及自己论著的科学性，对此寇志明指出，“普塞犯了与他指责的共产主义史学家所犯的同样错误”。这恐怕是思维惯性所致。可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消除冷战思维，应该是东西方学者共同的任务。2001年德国彼特·朗格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同样是世界性文化比较研究著作，作者张钊贻。同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研究一样，尼采与鲁迅研究也是中外学者始终关注的课题，而且难度更大。《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书名就较为费解。所谓“温和的尼采”是针对“严厉的尼采”而言的。原因是纳粹德国的扩张理论不仅与尼采有着密切的关联，“严厉的尼采”形象当时也被恶意地过分强调。有鉴于此，克莱思·布林顿于1941年以“温和的尼采”这一说法加以校正。张钊贻借用了这一说法。《鲁迅：中国“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