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4000多年前，在我国父系氏族社会中，就形成了原始社会的民主监督制度。到西周，“廉”已成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西周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下优劣。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将“不慈孝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纳入巡察之列，要求官员清正廉洁。孔子注重廉政文化和道德修行。“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说的是掌权者自身修养、自律精神对正确用权的作用，品德良好的官员能将权力运用于为社会和人民谋幸福。法家则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在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廉”论，如邓牧论君道吏道的败坏，黄宗羲论吏治廉洁的标准，曾国藩论节俭治贪等。《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子罕“不贪为宝”的故事，流传至今，人们用“不贪为宝”这句成语来形容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我国历朝历代都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种种法典奖廉罚贪，涌现了许多清廉守正、严于执法、政绩卓著的清官廉吏，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产生了许多廉事、廉诗、廉文、廉谚、廉戏、廉政格言警句等等，如“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元代张养浩《牧民贵告）。这些汇笼一起构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体系，其中贯穿了“百行德为先，治政廉为首”的思想。我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为社会主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廉政，是古往今来的政治追求，也是百姓的崇高理想。“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儒家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廉政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珍贵资源。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儒家经典记载：“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止）淫也。……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音乐象征德政，礼仪用以制止骄奢淫逸之风。廉正、庄严、诚信就会使人民肃然起敬，服从统治。“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有德之人倾听音乐，不是起骄奢淫逸之心，而是立廉正之志。“礼”是理性要求人们摆脱个人私心和主观热情的操纵，也摆脱金钱、权力、地位等世俗的影响，任何势利的观念，任何物欲的追求，都将被认为是不明智、不适当的，都将是对全社会的共同价值、共同信念的冒犯。这就是儒家的礼乐文化，这个“礼乐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廉正。“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以礼、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处在核心地位。廉者必知耻，知耻则知廉。可以说，儒家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政治文化，就是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廉”作为为官者的品德，有清正、收敛、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周礼》对官吏的廉德有一个很全面的说明，即所谓“六计”：“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就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可见，以廉为本是儒家追求的为官之德。关于“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官者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宰相，但在孔子心中“管仲之器哉！”他认为管仲一家有三处住宅，是毫无理性地放纵自己的私欲。孔子把“俭”作为人们一种自觉的活动，就是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节制个人的欲望，使自己的行为和欲望符合社会普遍的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充分自制，节制自己过分的享乐和欲望。孟子认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对于有损自己保持廉洁的东西，坚决不能要，不能拿，一个人修心养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物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认为，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财产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反对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活动中胆大妄为，通过不法不义的冒险达到目的。同时，他也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认为人们可以合理合法地去获得或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与权利。但“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如果任凭自己的一己之私侥幸地行动、生活，就会走上邪路，将总有一天会不得不承受由此招致的一切羞辱。古往今来，任何儒家圣贤都是廉政文化的建设者。春秋子罕“以廉为宝”；三国诸葛亮至死之日，内无余帛，外无赢财；明朝于谦“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百姓话短长”。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