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白先勇（1937—），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祖籍江苏南京，生于广西桂林。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台湾，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入台南成功大学，一年后进台湾大学外文系。在读小学和中学时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和“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浸染。195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与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1961年大学毕业。1963年赴美国，入爱我华大学作家创作班，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课程。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等。白先勇和他的代表作《台北人》在港澳和海外华人世界拥有一定的声誉。[集评]在始发期的作品中，以人性和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显示的是矛盾、死亡和隐隐的怀旧，有明显的悲剧意识。过渡期，写尽了台湾赴美青年的众生相的同时，使死与怀旧等等主题得到进一步深化，出现了理性色彩，表现了“无根的一代”……在成熟期的代表性作品中，刻划出了一个个鲜明而复杂的人物性格，反映了作者对人和人生理解益深益广。（徐国伦王春荣《二十世纪中国两岸关系文学史》续编）赏析《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是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一篇。所谓“台北人”，实质是沦落台北的大陆人，他们虽然离开了大陆，身居台北，成了台北人，可是他们眷恋大陆、怀念故土，因此他们苦恼自己成了台北人而不愿作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台北人。《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是以表少爷“我”的第一人称来叙述，这样的独特视角叙述，若即若离，既有一定的客观性，同时在需要感情介入的时候又能够有足够充沛的情感，易于达到有效的观察、感受、刻画人物和表现复杂的情感的要求。而王雄和丽儿、家乡的小妹仔、喜妹这几个人物的塑造设计本身似乎就颇具象征意味。在这几个人物身上，又确乎交织着主人公王雄流浪与乡愁、漂泊与渴望归宿、过去与当下、现实与期待几组复杂的情感！首先，从流浪与乡愁、漂泊与渴望归宿这两组情感层面来看，王雄原是湖南乡下农民，被抓壮丁入伍，后随军到台湾，退役后在台北“我”舅妈家当仆人。作为一个流浪到台北的漂泊者，台北是异地，大陆是故土，他眷恋故土、怀念大陆也思念家乡的童养媳和自己的亲娘，所以他会问表少爷的“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还会提到他的老娘和童养媳小妹仔，他的这些话促使表少爷想到了在金门岛服役时所听到老兵幽怨的胡琴声，这声音里有着怀乡的哀愁。这些叙述故事的出现，都是我们的漂泊者盼望回归真正的家园——大陆故土的归宿使然。其次，从过去的怀旧心理和当下的心理寄托层面来看，王雄处于社会的底层，在舅妈和丽儿面前，他是一个仆人；加上对丽儿有所寄托，而且他还希望能保留住这唯一怀旧的寄托、中介与通道。致使这个40岁的大汉子让一个女娃牵着鼻子走，什么都依着她。他甚至甘愿做她的坐骑，学着兽行，任她用树枝子鞭打。而在舅妈看来是“难得他们两个人有缘！”而他又确乎缺乏深度的思考和反省的能力，他似乎也不知道如何协调和平衡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只用当下的丽儿来作为家乡小妹仔的替代与心中的寄托来过活，而小妹仔已成为逝去的过去，作为中介物与替代物的丽儿也不可能永远被王雄拥有。丽儿，离也！终有一天丽儿也从王雄的当下成为了过去，而王雄最终也成为一个无所归依的孤独存在者。再次，从丑陋现实与对美好理想期待情感层面来看，喜妹无疑作为王雄的一种丑陋的现实而存在，“喜妹”确乎有喜欢暧昧之意，而王雄心中一直拒斥这种丑陋的现实，期待着对丑陋现实的超越。因此，在舅妈看来，“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小妹仔不仅存在于他的怀旧世界中，也出现在他美好期待的未来世界中，而这种期待究竟象征了什么呢？从形而上意义上来看，小妹仔与王雄之间关系仅仅映射着未来夫妻性爱关系似乎并不确切，因为，小妹仔在当时王雄离开她时她只是一个孩子，那时她才10岁。由此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似乎和小妹仔之间从根本上似乎蕴蓄着海峡两岸的兄弟手足之情，一种特殊意蕴的手足之情，其次才有怀旧之情、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之情、故土母子之情和聚散离合意义上的夫妇之情等等。既然小妹仔的倩影定格于10岁，丽儿与她年龄相仿佛，长相又都是白白胖胖的。因此丽儿可以作为美好期待小妹仔的现实替代物和中介物而出现，但她终究不是王雄心中这种美好期待本身，必将有背叛他的一天。而那一天的到来就意味着王雄心中那一点微茫的期待亮光被淹没时刻的到来。无人关爱，人们以之为物为“大猩猩”，促使王雄对丑陋现实与可能带来的未来期待世界有了双重的绝望，这促使王雄颓丧、愤怒，并对丑陋现实和无望的未来做了一次最后挣扎式的反抗，他强暴喜妹后放弃遥不可及的期待，以投海自杀而告终。此外，需要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