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石的产生与内涵堆石小品虽少，但它的出现与发展却离不开古代园林的堆石造山。帝王的苑囿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园林。所谓苑囿，是选择一个自然区域，在里面放养飞禽走兽，专供帝王、贵族作狩猎之乐，有一点人工猎场的性质。在这种苑囿中，除自然树木外，也有用人工堆成的高台，供游乐时登高远眺。后来在苑囿中也模仿自然，用土石堆山，创造一种自然山林的环境，并且逐渐形成为一种造园手法，成为叠山。这种叠山风气，到秦汉时已很普遍。园林既然模仿自然，所以在帝王的苑囿中，叠山多追求高大。《史记》记载，汉武帝在长安城建章宫中筑有一个大的水池，取名为“太液池”，池中堆了蓬莱、方丈和瀛洲三座神山，规模是相当大了。宋徽宗在汴梁宫城外专门造了一座皇家园林，即著名的艮岳。园中用土石堆山，主山高达九十九步，周回十余里，规模之大可与真山比美。连南宋的一个官僚在自己家园里堆得山都“一山连亘二十亩”，其间布置了四十余亭。亭子再小，四十多座排列开来，距离也拉得够远的。所以尽管文字描绘会有夸大，但当时园中堆山追求高大却是明显的。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是平地造园，以人工挖地而出湖面水道，用挖地之土堆积成大小土山冈阜。但在乾隆皇帝眼里，圆明园是眼里，圆明园是有水无山，所以又在圆明园之西，选择了翁山及山前的西湖建造了清漪园，并且还将西湖大大扩展，以挖湖之土加大了翁山，取名为万寿山。帝王园林之所以喜好高山大山，除了追求自然山水环境以外，还反映了封建帝王一统天下至高无上的雄心。宋徽宗要求在艮岳内仿天下名山，现蜀道之难，乾隆帝将翁山取名为“万寿山”，以示为太后祝寿，这些不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思想的反映吗。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连年战争，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士大夫阶层惊叹环境之险恶、世事之多变，对政治悲观失望，逐渐信封老庄思想，喜好玄理与清谈。他们纷纷隐逸江湖，寄情于山水环境，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描绘，进一步发掘了山水植物之美，一时间描绘自然之美的山水诗、山水画盛行。除了陶醉于自然山水之间外，这批士大夫文人也在自宅里营造起具有自然之美的小环境，于是一批私家园林应运而生。这类私家园林自》然没有皇家园林大，也不可能据名山大川而经营，它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营造自己的天地，只能借小山小水再现自然山水之情趣，因此人工堆山与选石逐渐作为一种专门的技术与艺术而得到发展。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期洛阳城中某坊里内有大官僚张伦的一座宅园，园内“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城中宅园不会太大，园中人工小型堆山居然能表现出深溪洞壑、重岩复岭之山貌，可见当时堆山技艺之发达。同时，不但用土、石堆山，而且还发展出以数石甚至独石成景的技艺。唐代诗人白居易从好的石头中，可以观察到三山五岳，百洞千壑。他曾有诗称赞一块好的太湖石，“远望老嵯峨，近观怪？？。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太湖石》）宋代大诗人苏轼以诗词书画著名于世，亦十分爱好奇石。浙江杭州法惠院僧人法言，在自己的院内开出了一方水池，池中用石堆成了小山，还把白粉洒在堆石的峰峦上以象征飞雪落山峰。苏轼见了甚为赞赏，并取名为雪斋、雪山和雪风。苏轼自己家中也藏有奇石。宋代大书法家米，性格狂放，他擅画山水，画风潇洒不凡，也有嗜石如命。传说他见一奇特之巨石，竟面石而拜，所以后人有“元章拜石”之美谈。白居易、苏轼、米这些文人“嗜石”自然不是偶然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就说过这样的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意思是说智者乐于治世如流水而不尽，仁者乐于万物滋生如山之安固而不动。这是把山石流水和人的品德联系起来了。在诗词书画中，往往以石比山，以石代山，所以在后来的诗画中，石与松、竹、梅这岁寒三友并列，成为文学家、艺术家常用的创作题材。所谓水令人性淡，石令人近古，竹直而心虚，松劲而刚健，梅凌寒而放，成了士大夫追求的一种道德标准。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在自家小宅园里用卵石、水流筑成石滩小涧，饮酒赋诗，自我陶醉，到士大夫独坐厅前，观山石以冶情操，他们所追求的意境可以说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古代园林主人所欣赏的堆石，看上去只是这些石头的形式之美，但实际上借物抒情，寄情思于景，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积淀了封建时代道德的、伦理的，乃至哲学的理念。堆石的形态园林中的堆石，既要以小喻大现出自然之美，又要见石生情，表达主人的情意，因此就有了堆石形态的选择和塑造问题。首先，堆石要以小喻大，以局部而见整体，这就要求堆石具有典型性再现真山真石之形态与神态。明人计成，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造园的实践家，所著《园治》一书是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造园理论的总结，实为我国古代造园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在这部《园治》中，计成特别写了缀石与选石两个部分，专门论述了各种石料的特点和用途，其中说到适于作单独观赏的石料就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