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胡明一百年前的今天正是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倾全力振兴词学的时候，前后王鹏运主盟北京，朱祖谋坐坛苏州，把清代词学复兴运动推到了鼎盛的巅峰。他们，有时还加上文采斐蔚、才气横溢、以搞政治为主的文廷式，一面层层迭迭拿出填词的厚重作品：“七稿九集”、《彊村语业》、《第一生修梅花馆词》、《樵风乐府》、《云起轩词抄》等，一面又精心编集校刻《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彊村丛书》、《梦窗词》等，《蕙风词话》、《词源斠律》与前后成书的《复堂词话》、《白雨斋词话》一起笼盖了晚清整个词学论坛。——这些成绩或许已是一千余年传统词学的光辉终结，它的繁荣昌盛显得有点畸型，在整个晚清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很有点扎眼，与当时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活也不甚融洽。而且，它实际上已经步入了困境。《白雨斋词话》的作者写于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的“自序”开宗明义就指出千有余年的倚声之学到了他那个时代，词的创作：“大雅日非，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词的批评则大多“务取秾丽，矜言该博”。于是“作者愈漓，议者益左。”——清季词学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出露了衰竭的气色。王鹏运、朱祖谋们大操大办，很有点巅峰狂舞的豪情，但总是回光返照的晚景了。其实，清季的词学批评，包括已具集大成性质的《蕙风词话》、《白雨斋词话》在整体构架上——本体立场和审美视野——与千有余年前发轫时期的两宋词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宋人的词学工程大抵在作品编辑、曲调考证、韵谱整理、作家作品本事及批评、词的理论探讨五个方面，但严格意义的词学概念似乎又不很有共识。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引论”对“词学”两字历史源流有相当深细的叙述，大抵作为研究“词”的一门“学”则是近代学者的观念。1926年有徐珂《清代词学概论》出版，1930年有胡云翼《词学ABC》出版，但这两部以“词学”命名并以词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对“词学”的概念范畴是不甚清楚明晰的。1933年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1934年的《词学季刊》1卷4号上刊出了龙榆生的《研究词学之商榷》，开始在学术意义上为“词学”立了概念：“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并为词学确定了八个研究范畴，其中后三个范畴即三门新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与目录之学，实际上可以涵盖前五门旧学。1981年的《词学》集刊第一辑里发表了唐圭璋撰的《历代词学研究述略》，将词学范畴釐定为十项：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刘扬忠在1989年出版的《宋词研究之路》中为宋词研究实际上可以说是为词学研究设计了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图表，作者自云“未敢云全”，但词学的基本门类与具体内容应该说是相当“全”的。笔者这里做“词学一百年”的回顾考察，当然不能就词学的全范畴发言，本文的词学讨论范围主要限于词的理论批评与史的流变把握。理论批评大抵包括内在的体制、方法、声律、格调，与外在的审美意识、精神取向、思想立场等人文内涵；史的把握意在揭示词体流变轨辙真迹与词史兴衰及其潜伏于中的词的观念的演化变革的文化史意义。词的传统是“艳科”，是“小道”、“末技”，是“绮罗香泽”；词学的传统是“别是一家”，是“本色当行”，是“诗词分疆”，是“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欧阳炯《花间集序》）。——词学的历史更多的带有一种孤芳自赏和幽闭自恋的倾向，五代北宋以来的正宗词家宁可承认“诗庄词媚”，宁可委屈自己称“薄伎”（欧阳修），称“小歌辞”（李清照），却也要与诗划清界限，用严苛的音乐属性把自己这一家从诗的王国里独立出来，成为自成体制的小邦下国。到了清代，由于实际上的词学已蔚为大国，不仅创作上一派繁荣，研究上也俨然国学一脉，与经史子研究，与以诗文为骨干的集的研究平起平坐。尽管清词早已与音乐分了家，已是胡适说的词的“鬼”借尸还魂的时代，“本色当行”的口号叫不响了，他们便悄悄地把词的本体功能向诗靠拢，常州派以来的词论，从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一条思路出发，处处与诗论争平等，争“正变”，争风雅比兴的言志功能与社会效益。词学家也不再肯承认词的“小道”、“未技”的地位了，清沈祥龙《论词随笔》中云：“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词至南宋，如稼轩、同甫之慷慨悲凉，碧山、玉田之微婉顿挫，皆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一句“上与《风》、《骚》同旨”实质上已把词与诗放在同一地位了，词也能在社会政治的大题目上与诗发挥同样的“风”、“刺”功能。常州派一脉的寄托比兴的词与南社的革命排满的诗不是同样的质性，同样的功用，并应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么？这便是词的“尊体”运动的由来。有清一代词学的历史任务似是要在本体观念上与两宋词学颠倒一下，常州派崛起后，张惠言、周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