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酒意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他的一生，绝大部分都在漫游中度过，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作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他的诗歌充满了豪迈浪漫之激情，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李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思想性格非常独特，旷世少有。与一般盛唐士人相比，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诗人，他不愿走科举仕入之途，他想像古代策士那样“编干诸侯”，“历低卿相”，寄希望于风云际会，一鸣惊人;要么如豪侠之士平交王侯，建立功名后再隐江湖。所以他一方面接受了儒家“兼容天下”的思想，想要“济沧生”，“安黎民”;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的自由。但李白这种人生理想过于高傲自负，过于理想化，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浪漫与严峻的现实矛盾也常使他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李白约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开元十八年抵达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因失意而归。天宝元年，因得贺知章引荐，李白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李白初时心情兴奋，很想有所作为，但因醉后让高力士脱靴而激怒杨贵妃，李白准备一展鸿图的初衷一度变为失望。他狂饮纵乐，傲睨权贵，因而谗毁交至，终于在天宝三载上疏自请放还。三年的长安生活，随着政治理想的破灭，使曾有过大抱负的李白，一段时间不禁陷入苦闷和失落。但同时也令他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认识到现实的黑暗，统治集团的腐败，从而也加深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信念。天宝十载至十二载间，李白游幽燕，看到安禄山的骄横跋扈，识破他滋事邀功，图谋不轨的野心。但他奔告无门，理想再度破灭的失望和对祸乱将至的深忧使他内心的痛苦更甚于前。由于理想屡遭挫折，失败打击接踵而至，所以李白这时期的诗歌交织着自信与绝望，追求与颓废，消极与怨恨，崇高与庸俗的复杂矛盾。《将进酒》就是在这种复杂矛盾交织的情绪下写成的。《将进酒》一诗约作于天宝十载左右，恰逢李白失意苦闷之时，颓废消沉之际，故而《将进酒》一诗中他将自己的情绪描绘得淋漓尽致，挥洒自如。李白强烈的自信虽然形成了个体理想的最高峰，但客观现实却义不容辞的取代了诗人的自我意识。一方面，李白对自我理想有过高的奢望，使他很难与现实政治相吻合，这无疑是他思绪苦闷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信，使他对功名和政治前景抱有过于美好的幻想，这无疑是他消极的重要因素。诗人以饮酒而寄寓名留后世，不拘于事功，其实是解除这种苦闷的消极情绪的再现。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是每个封建仕子都有的一种心态，在仕途上一旦碰壁，便会产生一系列苦闷与消极情绪。李白在《将进酒》中抒发的便是这种矛盾所致的消极情绪。李白在出世与入世的苦闷中不能自救自拔，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吟咏隐居学道和放情纵酒，酒既不能消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神道仙境也虚无缥缈：“每恩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所以他在诗中流露出一种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悲观虚无的消极思想。颓废行乐的消极情绪构成了《将进酒》的主要思想倾向，其中讲到人生短暂，应痛饮尽欢等思想，也是当时士大夫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情绪。李白于天宝十一载北游蓟门幽州，后来到江南。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怀着报国之心加入永王的幕府，当永王叛乱罪被肃宗李享下令讨伐时，他也因反叛罪而蒙冤，并长流夜郎。参与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出世，历代文人都似乎如此，从整体上说，他们都无从摆脱政治给他们带来的消极与颓废。李白在屡遭打击，失意苦闷之时写成《将进酒》，难免会染上消极低落之情绪。因为人的情感无法逃离社会，社会环境的力量十分巨大，社会心理不可能不侵入诗人的心灵世界，同时作品内在结构上就不可能不带有社会心理的成分，诗人毕竟是创作的主体。拓展：李白的生平年少有为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辞亲远游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乘舟沿江出峡，渐行渐远，家乡的山峦逐渐隐没不可辨认了，只有从三峡流出的水仍跟随着他，推送着他的行舟，把他要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