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回顾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历史，解放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是有机疏散的空间结构，而解放后的历次总体规划则逐步加强着“等级-规模”的空间结构。这是源于“中心地学说”的理论。然而“中心地学说”是在农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理论，已难以适应工业化社会，尤其是信息化的现代城市空间结构要求。其次，反思上海的总体规划不断被突破的教训，对照国际大都会区的经验和教训，上海应摆脱独立城镇的体系概念，应建立起区域城市的理念。最后指出，当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发展到信息化的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则应向高层次演化，即形成“以大区域为单位、大尺度核心集聚”以及“形成多核心、多轴带等复合集聚体系”，构建上海城市优化的空间结构，其中区域的交通体系的建构是关键。第一部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回顾自1843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在100多年间上海被各列强所占领，租界面积不断扩大。直至1927年，建立上海直辖市脱离江苏省，市政府制定了《大上海计划》，并聘请了美国的龚斯基博士担任规划顾问，上海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然而，当年的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只能在租界以外的东北部今五角场地区规划建设新的市区，其面积只有27平方公里，仅相当于现在浦东新区内环线以内的城区面积，实际上仅仅是一个近郊的新城市组团，因此，《大上海计划》并不是完整的上海市总体规划（图1）。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规划，也因为日寇的侵略战争被迫半途而废。真正意义上的上海总体规划当属1946年由一批当时新近从英美回国的规划学者，带着对祖国建设的蓝图憧憬，编制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总图初稿》（图2）。该规划体现了欧美40年代流行的“有机疏散”的理念。解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曾经进行过多次的编制工作，如苏联专家按照巴黎模式、风格全面重构上海的1953年规划（图3）。对上海城市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1959年在“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背景下制定的1959年版总体规划，其中为了把上海建设为工业门类齐全的城市，编制了市域从600平方公里拓展到5850平方公里新背景下的《上海区域规划》，提出了建设卫星城（吴淞、闵行、吴泾、松江、嘉定、安亭等合计6个），为今天郊区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图4）而上海城市规划史上第一个正式经国家批准的总体规划，则是1986年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86年城市总体规划延续了1959年提出的建设卫星城的思想。此时卫星城的规划规模增大了，最小不少于10万人，条件好的增加到30万人。特别是始于70年代的宝山钢铁、金山石化两大产业基地的配套卫星城--吴淞、金山卫，规划被重点发展到各100平方公里、60万人左右，开始了有步骤地开发长江口南岸与杭州湾北岸的上海两翼。该规划明确了上海中心城、卫星城、郊区小城镇和农村小集镇4个等级结构（图5）。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该版的城市规划针对卫星城重生产、轻生活的倾向，以及区域反磁力作用不强等问题，借鉴国外大都市的经验，提出了郊区新城的概念。在当时规划的11个新城中，10个是郊区县级政府所在地，1个是平地的芦潮港新城（临港新城）。该规划计划形成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一般镇及中心村5个层次，多层、多核的城镇体系结构（图6）。200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明确“城乡体系”，简称“1966”城乡规划体系：即一个中心城、九个新城、六十个左右的新市镇和600个中心村，4个层次的城乡体系（图7）。从上述简单地回溯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演变过程，可以看到，解放前的规划与解放后的规划理念十分迥异。解放前是有机疏散结构，而解放后的规划则等级结构理念在逐步加强。究其缘由，可能直接的原因在于城市规划的编制体制。由于中国的区域规划还没有全部纳入法定的规划体系，只是个别地区偶尔在进行，因此，为了克服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就城市论城市”的思维简单化问题，需要在区域范围内作通盘的考虑，以便为各个城市总体规划提供职能、规模等依据。因此1984年《城市规划条例》、1989年《城市规划法》以及2007年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都强调了城镇体系的规划。而城镇体系规划的核心内容是“三结构一网络”，即职能结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和基础设施网络；近年来增加了生态环境系统。但实际上，城镇体系规划最终是归宿于等级化色彩极其强烈的城镇等级体系。这种情况的思想根源则是源于“中心地学说”的理论。该学说是德国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在1933年发表的《南部德国的中心地》一书中提出的。这个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一定区域内城市和城镇职能、大小及空间结构分布的学说，即城市的“等级-规模”理论。他用六边形来形象地概括区域内中心城市级别与影响范围的关系（图8）。在这经典的中心地理论模型中，突出地表达了城